睡夢中89歲的爺爺平靜去世，這一幕被安裝在家里的攝像頭記錄了下來。

生前，監控系著朱祎祎和爺爺的情感交流。她只要打開監控，就能看到爺爺細碎的日常：打掃庭院、洗衣做飯、跟鄰居嘮嗑……還包括爺爺去世的那一刻。

民政部2022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67億，老年群體規模日益龐大。全國空巢老年人占比目前已超老年人口的一半，部分大城市和農村地區，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過70%。

作為曾經的家庭支柱，邁入老年后，他們面臨的處境卻不容樂觀。隨著社會交往的減少，除了居家安全，他們往往還面臨著精神空虛、孤獨，缺乏陪伴等難題。一項樣本量為36791的病例分析顯示，我國的空巢老人抑郁癥綜合患病率為38.6%，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亟待關注。

如今和朱祎祎一樣，許多年輕人開始給老人家中安裝“監控”，以實現“云陪伴”。在某生活方式APP的社區里，有一個話題叫做#把鏡頭對準爺爺奶奶#。年輕人幫家里的老人拍照及Vlog，記錄和分享他們的生活。他們用這種方式與老一輩產生連接，用愛和關懷“反哺”家中老人。

01 監控通話：年輕人代際交流的方式

“外婆，不要給‘咖啡’吃零食!”外婆聽到后，不好意思地把小零食放下了，嘴里還說著：“就給它吃一點點嘛。”這對話就是祖孫的日常，但經由的媒介卻又不太尋常——既不是面對面，也不是視頻通話。

“咖啡”是朱祎祎外婆家的小狗，朱祎祎在監控的一頭，通過云臺App控制，對著監控那頭抱著小狗的外婆叮囑著。

1998年生的上海女孩朱祎祎從事廣告業的工作，她曾用監控記錄下了自家小狗“咖啡”獨自隔離的19天，在某平臺上獲得40萬的觀看量。監控是媽媽裝在外婆家的，最初的使用目的是“看寵物”。在上海封城期間，80多歲的外公不幸感染新冠，同住的外婆也需要一同前往方艙醫院隔離，在二老最手忙腳亂的時候，祎祎立刻撥打監控通話，對著屏幕喊話，順便指導他們拿充電線、常用藥。

有了這次疫情期間的經歷，祎祎一家人覺得監控的作用不只是“看寵物”，真有緊急情況的時候，還能起到重要作用，而平時，對獨居的老人也能實現“陪伴”。

朱祎祎外婆家的監控，安裝在客廳地板的角落，一進門就能看見，而這是她家買的第二個，沙發底下還藏著一個白色舊款。

外公、外婆吃過飯后，一般會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小狗咬著小玩具，搖著尾巴在兩位老人面前走來走去。朱祎祎說，從手機里看到這一幕時會覺得特別溫馨。她把監控里兩個老人和小狗相處的片段剪成小視頻，用擬人化的視角為小狗“配音”，網友們也喜歡這樣充滿溫馨的日常。

監控雖然是單向的，在這一媒介之間實現的情感連接卻是雙向的。據朱祎祎講述，她常常在上班“摸魚”的時候打開智能攝像機，看看外公、外婆在做什么。

透過攝像頭，她看到外婆有時候坐在碎花布面沙發上看電視、看報紙，或者打開手機刷短視頻。80多歲的外婆依然精神矍鑠，如何看短視頻是朱祎祎放假回家的時候教她的，她在教老人玩抖音的同時，也會提醒她如何防騙。外公則習慣在隔間里睡午覺，有時到小區附近的濕地公園鍛煉身體。等她下班回到家時，再次打開云臺App，看到家里的老人正在吃晚飯，她會通過監控跟他們搭話，“外公、外婆，你們在吃飯啦?好不好吃?”

老人在日常生活里可愛的一面，對于朱祎祎來說，只有裝了監控才能看到。比如說，她發現自己的外婆經常在看電視的時候睡著，會坐在沙發上迷瞪。如果不是從手機里看到，恐怕無法得知這樣微小的細節。與此同時，家里的老人也能感受到鏡頭另一端的陪伴，知道在不遠的地方，他們的子女、孫女在關心他們。

當初提到在家里裝攝像頭時，外婆還開玩笑地說：“你要監控我們啊?”不過，很快他們便接受了這個提議，主要還是考慮到“健康、安全”，理解家人的用心。

朱祎祎從小是外公、外婆帶大的，他們生活在浦東，兩家人的距離并不遙遠，她與兩個老人的感情深厚，上大學、參加工作后，也會定期去探望他們。不與子女同住的老人，在起居照料上需要自食其力，因此朱祎祎和媽媽會定期購買快遞寄到外公、外婆家，盡可能地照顧好老人。即使住得近，可以經常去探望他們，但兩個老人獨居，上了年紀，總會有照顧不到的地方。

因此，對于朱祎祎來說，比起打電話，通過監控攝像頭交流有這樣的好處：隨時隨地了解家里老人的動向，萬一他們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可以第一時間掌握情況。除此之外，他們還通過攝像頭聊天。她說，外公、外婆年紀大了，為了讓他們聽清楚，她平時對著云臺App喊話的聲音得更大些。

線上24小時關注，線下定期探望，線上、線下交替結合，也許是當代年輕人選擇陪伴獨居老人的一種方式。

在社交平臺上通過監控記錄、分享家里老人日常的并不只朱袆祎一個人。博主“xiaolu寶寶”的每一篇分享幾乎都跟鏡頭下的爺爺奶奶有關。她在濟南工作，不能隨時探望在家鄉生活的爺爺奶奶，監控是他們日常交流的渠道之一。

有一次，爺爺做了(關于孫女的)噩夢，心里不踏實，于是急忙讓奶奶給孫女打電話。放下電話后，“xiaolu寶寶”又有些不放心，通過監控給爺爺奶奶回撥了電話。鏡頭的那一端，爺爺奶奶樂呵呵地笑了，問她什么時候回來看他們，又強調自己真的沒什么事，會按時吃藥。

如果不是監控記錄下所有的細節，“xiaolu寶寶”不會知道爺爺奶奶的心路歷程：既擔心孫女遭遇什么不好的事情，又害怕貿然打電話，會影響孫女的工作。奶奶會在電話里對她說：“寶寶，沒什么事，我們就是想你了。”這樣的情形，更堅定了她“常回家看看”的決心。

02 監控探頭：記錄生死，留下回憶

2022年5月10日，朱祎祎89歲獨居的爺爺在家中去世，被朱爸爸通過攝像頭發現。

爺爺平時作息規律，一般凌晨4點就會起床，而在當天，到了凌晨6點爺爺仍然沒有動靜，隨后爸爸通過監控觀察，預感不妙。由于生前罹患癌癥，爺爺的身體每況愈下，“本來5月11日要送他去住院的，但因為當時上海在封城。如果不是裝了監控，我們也不會這么快得知這個事兒。” 朱祎祎說。

朱祎祎平時會定期聯系爺爺，爺爺也知道那兩天自己的孫女會給自己打電話，但是他最后并沒有等到這通來電。朱祎祎說，爺爺去世前只有獨自一人，成了她心中的遺憾。不過，好在爺爺離開時是在睡夢中，通過監控看起來也沒有特別疼痛，這讓家人多少有點安慰。

朱祎祎介紹說，由于爺爺生病多年，一家人對老人的離去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在最后的時光，他的身體疼痛感越發強烈，在睡夢中去世，對他來說，或許也是一種解脫。

奶奶去世后，爺爺一直不愿意搬來與家人同住。他覺得那個房子已經住了幾十年，有和奶奶共同的回憶。老人家住普陀區，離朱祎祎家比較遠，為了更好地照看老人，家人同樣給他的居室安裝了小型監控。爺爺比較“高冷”，脾氣也比較倔強，在監控與他交流，他總是愛答不理，朱祎祎有時關心他，問他吃過飯沒有，他也只是簡單地回應一句：“吃過了”。但在朱祎祎眼里，他其實很享受這種無時無刻的陪伴。

老人的獨居生活單調乏味，幾年前，他還會下樓找老頭老太嘮嗑。這幾年，他的腿腳明顯不利索起來。他的活動范圍也越來越狹小，一張床，一張沙發，一臺電視，朱祎祎通過監控畫面看到，“爺爺不是躺著就是坐著看電視”，她感受到了爺爺的孤獨。

朱祎祎發現，比起監控對話，爺爺更喜歡孩子們到家中探望自己，所以他會更頻繁地去探望爺爺。“我去爺爺家里找他玩兒時，他的話明顯會更多些。”祎祎回憶，每次見她來了，爺爺都會一遍一遍地講自己年輕時到訪過的名勝古跡，“一遍又一遍，雖然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但去過的任何一個地名兒他都記得”。

朱祎祎沒想到，爺爺去世的時刻，也被監控全程記錄了下來。一個人的生老病死，透過一個小小的攝像頭，被記憶，被儲藏。發現這一幕的爸爸，對此表現得十分冷靜。平日里，他常常去醫院給老人開治療癌癥所需要的靶向藥，老人去世時正值上海封控期間，他立刻通知全家人，打電話叫救護車，向社區申請“放行條”，聯系殯儀館。因為疫情的緣故，家人并沒有為爺爺舉行葬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頓飯，喪事就算辦完了。

爺爺還在世的時候，她和爸爸會帶老人開車回江蘇常熟老家，去看望過世的奶奶，她的奶奶就葬在山上。他們三個人會爬上山，去奶奶的墓碑前悼念。近年來，爺爺腿腳越發不便，爬上山的就只有朱祎祎和爸爸兩個人，每次他都在車里靜靜地等待。風帶走了爺爺的哀思，傳遞到了山上。現在，爺爺跟奶奶都一同在天上團聚了。

爺爺去世后，朱祎祎對“衰老和死亡”有了更深的體會。談到給獨居老人裝監控的事，她說：“等我老了，如果也是獨居，應該也會同意安監控吧。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而爺爺生前的監控錄像，也被作為一份特別的媒介記憶，永久地保存下來。

03 監控之下：老人獲得陪伴，卻讓渡了隱私?

日本導演竹內亮曾在中國拍攝過一部紀錄片，其中有一幕這樣的畫面：在川藏線上，一名長途司機在加油站停了下來，稍作休整。在休息的時候，他從褲袋里掏出手機，打開了手機里的監控，沒有打擾屏幕里的家人，隨后安靜地看了起來。

這個鏡頭一閃而過，遠在千里之外，電子監控消弭了此時空間上的距離。家人遠在天邊，又近在咫尺。鏡頭下的日常，被掛念自己的人藏在心底。

監控攝像，作為參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媒介，已經不僅只有監視、監督等作用，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成為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情感紐帶。

北青報記者發現，在購物網站搜索“監控”，跳出來的商品雖五花八門，外形卻大體相似。這些“智能攝像機”價格從百元以內到400塊錢左右，其主要的賣點在于，360度全景、紅外夜視、人臉識別追蹤，可以連接WI-FI進行通話，以及回看三天以內的記錄。

因為價格不貴又小巧實用，目前小型監控已成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普遍需求。除了家庭護理屬性，攝像頭的互操作性也在進一步地增強，以便與其他家居產品實現智能互動。

不過，對于給老年人裝監控一事，也有人提出質疑：這種單向的“監視”是否侵犯了“被監視”群體的隱私?尤其作為弱勢群體的老年人，如果家人出于對安全的考慮，提出安裝監控，自身似乎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條件。

對此，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張玥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安裝監控的場地可以跟老人協商達成，比如說客廳。這種家庭內部的公共空間，不一定讓渡了隱私。”她認為，這一方式代表著媒介化中家庭關系與情感的變遷。“通過安裝攝像頭這類技術媒介，老人成為‘被監視者’，子女成為‘監護人’，這種位置的轉換表明家庭關系中權力結構也在發生變化。”

但是，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孫萍則在《書外》這檔播客中提到，“從數據化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監控并錄制)非常可怕。把一個人的行蹤24小時全天候地錄制下來，我首先會考慮到個人隱私的問題。”

這種擔憂并非沒有來由。在后疫情時代，小型監控的流行，正在“入侵” 家庭這個最小單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所認為的“液態監視”，指向的就是在信息社會中，流動的、無所不在的監視行為。

對于不同的人群面對被“監視”時的態度，孫萍強調，“在‘老人’的語境下，我們更多地會去關注安全的問題，怕他們出現一些意外。但大家對這種被監控錄制的感受，不同代際會產生不同的感知。”

年輕一代也終將會老去，他們這一代對隱私權的認識也比過去的人更加深刻。“老去”，是我們每個人都會面臨的處境，“如何讓老去更體面”，則是社會和個體共同思考并探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