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木姐、大其力……

這些原本并不為人所知的地名，如今已經讓國人談之色變，它們所在的緬北，原本最為有名的“金三角”，是以毒品貿易為人所知，如今則統統讓位于一個又一個的“電詐魔窟”。

無論是在新聞報道，還是電影《孤注一擲》中，我們都能看到這樣的故事，在國境外的“三不管”地帶，犯罪分子會為每一次電詐大單的成功燃放煙花，而那些完不成“業績”的，則會遭受毒打、酷刑，甚至失去生命。

而新聞中間或出現的，犯罪分子通過綁架、設局、人口販運等等手段，將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圈禁在詐騙基地，更是加深了人們的疑懼，甚至往年熱門的東南亞旅游，如今都受到了影響。

但真實情況是，在緬北數以十萬計的電詐人員中，這樣的例子只占極小一部分。

公安干警老張從2021年開始從事反電詐和勸返營救工作。

出于保密要求，我們對老張身份做了模糊處理。

他說，在自己接觸到的案例里，“95%的人都是自愿過去的。”緬北，這個滋生野蠻與暴力的電詐聚集地，在一些人眼中卻是淘金的目的地。

他的判斷也符合官方數據，根據國務院聯席辦發布的數據，截至2022年3月，累計審查緬甸回流人員43786人，偷渡人員10589人，70%的偷渡目的是從事電信詐騙。

帶著月入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幻想，他們偷渡越過邊境，來到緬北電詐園區。

那么，到底是誰構成了緬北電詐人員的主體?

許昌市公安局杜廣雷曾在一篇公開發表的論文中，對2020年在中緬邊境偵辦的犯罪活動做了抽樣調查，研究顯示，偷渡者以農村人員為主，絕大多數是男性，56%的人在20-30歲。

他們普遍學歷較低，初中文化占69%。緬北詐騙公司不設學歷門檻，又開出高薪，迎合了他們想要快速致富的心理。

而家庭的失位，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老張說，他接觸的前往緬甸淘金的年輕人，許多都來自單親家庭，與父母關系冷漠又疏離。

在老張看來，即便了解去緬北從事電詐的風險，許多這樣的年輕人還是禁不住金錢的誘惑。

他想盡辦法勸他們回國，回到正常的生活。

對于那些后悔前去的人，他托人送繩子、鋼絲剪幫助他們逃跑。

有一次，甚至專門請了兩個人對著樓頂開槍，吸引安保注意，讓里面的人能趁著機會逃出來。

卻還是有年輕人在被勸返回國后再次回到緬甸，不斷走進循環。

反電詐和勸返解救的工作，還將在國境線上不斷繼續，對于老張來說，雖然疲憊，但只要還有一個人向他尋求幫助，他都要幫助他回家。

以下是他的講述。

“95%的人都是自愿過去的”

我從事反電詐和境外勸返解救工作已經兩年多了，僅僅是在我們市，偷渡去緬甸的人員就有1600多人。在我接觸到的案例里，95%的人都是自愿過去的。從偷渡的地方到中緬邊境，要走七八個小時。邊境布下了鐵絲網和無人機監控，還有民兵巡邏，這些人不可能意識不到其中的風險。但他們還是去了，抱著去緬北淘金的幻想。

我們有句俗話，叫“好言難勸該死的鬼”，做這份工作確實有很多無奈。我曾經在云南邊境攔下一個人，苦口婆心地跟他解釋，“去了之后你就是別人盤中的菜，他們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他不聽，我給他買了回家的機票，他回去后又想辦法偷渡出去了。

自愿待在緬北的人主要是80后和90后，幾乎都是男性。其中一些人在國內欠了錢，或是有案底。他們學歷不高，大部分人只讀完初中，畢業后就成了“街溜子”：騎著高轉速的摩托車在街上轉，天天打架斗毆，也不找工作。近年來我們這里拆遷，一些家庭拿了補償款，就被這些人拿去賭，錢敗光了，混不下去。他們沒什么技能，又看不上三五千一個月的工作，就想鋌而走險，去緬北詐騙掙快錢。

他們大多來自父母離異的單親家庭，跟著爺爺奶奶長大。家庭教育缺失，是這些孩子走上歧途的一個重要原因。有時我們找到父母了解情況，聽說孩子在緬甸，他們很驚訝，以為孩子還在廣東打工。一些父母各自組建了新的家庭，平日里都不和孩子聯系，更談不上什么引導和約束了。

現在網上有很多關于緬北打人的視頻，但他們看不進去，一心只想搞錢。詐騙犯隱藏在網絡平臺上發布招工信息，月薪兩三萬，有些人不明情況就跑到云南去，去到邊境，上了車，到緬甸就回不來了。

有的手段更為隱蔽：通過在緬甸，柬埔寨或泰國的網紅，展現穿金戴銀的生活，吸引人過去。還有親戚騙親戚，朋友騙朋友，“在這邊一個月幾萬塊錢，吃香的喝辣的”。這些人懷著僥幸心理，想著對方能力不強，還能在緬甸賺大錢，自己也可以試試。他們不知道，其實對方過得不好，所謂的“穿金戴銀”只是營造出來的人設，目的是把人騙來，這樣才不會挨打。

你今天挨打了嗎?

為了做勸返工作，我們想盡了各種辦法。通過公安部研判出的偷渡人員名單，我們先聯系上家屬，再以警察身份直接和這些人聯系。我通常會說一些難聽的話，問他們“你今天挨打了嗎?”

有人給我發來肋骨被打傷的圖片。我知道完不成業績每天都要挨打，罰深蹲，做蛙跳都是常態，還有些手段毫無人性：電擊，拿鞭子抽，拿燒紅的香往身上燙，拔牙齒，拔指甲……什么都有。我故意這樣問，是想刺激他們，促使他們做出回國的決定。

目睹了電詐公司的殘忍，有些人馬上就后悔了，但還有更多人在金錢的誘惑前動搖。電詐公司老板基本上一年能收入一個億，中層的“業務骨干”，年收入也有幾百萬。我們之前查封過偷渡的兩姐弟帶回國的資產，有三百多萬現金，加上金表，房產，總共有一兩千萬。

我手機上有幾千個偷渡人員及家屬的微信，要了解每個偷渡人員的外號，所在公司的城市，公司外的標志性建筑物等等。他們工作時被主管看到發消息會挨打，所以我還要給每個人備注工作時間，有時凌晨三四點還在跟他們聊天。

勸返就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對于被公安機關列入網逃的人員，我勸他們現在回國算投案自首，有立功情節，可以減輕處罰。這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就是告訴他們家庭的情況。

能最后促使這些人下定決心回來的，一定是他們最親的人。有些人賺錢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讓家里人過得更好些。家里總有一兩個人是他在意的，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妻子孩子。我就去找社區干部，一個個了解他們家庭的情況，讓最親近的人來勸說。

有次我們甚至和家屬演了一出戲。父母去醫院開了假的病危通知書，我們還錄了老人家躺在病床上打吊瓶的視頻。把病危通知書和視頻發給孩子后，他馬上就下定決心回國了。

針對特別頑固不化的偷渡人員，我們把他們父母帶到云南的中緬邊境，讓父母在那里給孩子打視頻。接通視頻后，父母通常都一直在哭，勸孩子趕快回來。有的孩子一臉茫然，以為父母真的要來緬甸找他了。看見父母哭，承諾會盡快想辦法回國。這個方式很有效，父母在邊境線上住了不到一周，孩子就決定回來了。

回家之路

想回國只有兩種方式，要么逃跑，要么給電詐公司老板賠付放人。他們從招人的“代理”手上買人，到了邊境再由“蛇頭”偷渡出來，每個人的成本少說也有幾萬塊錢。電詐公司要求的賠付款越來越高，以前十幾萬元，現在都要二三十萬。在我們這個四線城市，這筆錢足夠一套房子的首付了，對一些本就貧困的家庭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當他們決定回國后，我會先問能逃跑嗎。做這件事一定要有把握，萬一被發現了，會給他們帶來殺身之禍。為了確保營救萬無一失，我要了解電詐公司的勢力如何，公司老板有什么人脈，家庭是什么背景。我在云南待了兩年，邊境口岸都去過。很多寨子和緬甸有通婚，或者家里有人在緬甸做生意，我就去這些寨子里走訪。偷渡人員一過去就被關進電詐園區，他們不可能比我更了解緬北的情況。

營救時，我們會和緬北當地的中國人合作。我在緬北有朋友，他把繩子、鋼絲剪藏進枕頭或被單里，去園區送給計劃逃跑的人。用繩子從樓上吊著下來，再剪斷鐵絲網，我們會派車提前在園區外面接應。上次解救一個人，我們還專門請了兩個人對著樓頂開槍，吸引安保注意，讓他趁著機會逃出來。

一些園區為了防止逃跑，在鐵絲網外還加筑了電網，這種情況就沒法從園區里逃出來了。只能等待時機，有時候公司開了大單，老板會帶著他們出去團建，唱歌，吃海鮮。只要提前三小時把地點發給我，我都能派車去接。到了指定地點把車牌號拍照發過去，他們跑出來上了車，事情就成功一半了。

回國的路線也要仔細選擇，假如從果敢老街出發，我不會讓他們走距離最近的南傘口岸和清水河口岸，防止詐騙公司中途來抓人。我會選擇距離較遠的口岸，到了邊境口岸后，我們給他辦理手續，就可以回國了。

這兩年的勸返工作還是有很大成效的，我們市之前的偷渡人員名單上有1600多人，現在已經回來了1400多人。我還會協助別的省份做勸返，全國經我手勸返回來的大概有七八千人。大多數人回來都能找到工作，開滴滴的，開店的，還有去KTV里打碟的。不管怎么說，他們的生活總算是回歸正常了。

愿意回來的都是做不出業績在那邊挨了打，少數人在緬北騙到了錢，賴著不愿回來。家屬覺得反正能賺到錢，也不勸他們。有人把國內手機交給家人，讓國內的家人在微信上給我發位置共享。微信顯示位置還在我們市，但實際上人已經在緬北了。

公安部研判出一個詐騙犯，我在網上給他發消息，發他的相片，“我們已經掌握你的信息，盡快投案自首”。他從來沒回復過我，我去找他的父母，他們態度也很曖昧，在我面前裝糊涂，“誰要他賺這個錢了?”但我知道他轉了一百萬給父母，父親拿去買了輛奔馳。他不愿意回來，我們也無能為力，只能等著，十年，二十年，他早晚有一天要回來的。

干了兩年多反電詐和勸返，我感到很疲憊。還有的人不聽勸，好不容易勸返解救出來，在國內待了一陣子又跑回緬北了。

我們這里有一個小伙子，之前在緬甸木姐，疫情期間做不出業績，天天挨打。他扛不住，還是家里花了十六萬贖回來的。疫情后國內經濟下行，就業壓力大，他在國內混不下去，看不上一個月三五千的工作，今年五月又跑出去了。

這幾天，他在微信上聯系我，說現在人在果敢老街，這里的電詐公司比木姐的公司下手更狠，直接照著頭打，還打出了內傷。我問他，想回家嗎?他回復，“肯定很想”。我說，那就回來吧，我盡量幫助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