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沒有一部電視劇像《狂飆》這樣火爆了。整個春節期間，《狂飆》幾乎統一了不同年齡層的口碑，終結了遙控器的爭奪戰。

《狂飆》以掃黑除惡為主題，劇中，張譯飾演的理想主義警察安欣與張頌文飾演的地方黑惡勢力高啟強識于微時，最終卻漸行漸遠、分道揚鑣。20年間的命運遭際令人唏噓。

整部劇由明顯的三個單元組成，每個單元十二三集，分別對應2000年、2006年和2021年。每個單元圍繞一個核心事件展開，分別是兇殺案、征地糾紛和指導組辦案，三個單元匯聚成一代人的命運軌跡。從結構和篇幅來看，一部《狂飆》就像是美劇的三季連播。

有觀眾將其評價為“老派中國電視劇”的回歸。所謂“老派”，指的是對中國真實社會的貼近，以及國產劇中如今不太常見的寫實的細節和煙火氣。此外，這部劇又有著類型電影一般緊湊的劇情以及精湛的演技。

這部誕生于掃黑除惡常態化背景的劇，不僅得益于行業環境的原因，與導演徐紀周的發揮也密切相關。1976年出生的徐紀周入行20余年，職業生涯的起步就是警匪劇和打黑劇，創作志趣也一直與此有關。在徐紀周看來，《狂飆》是他人生經驗和創作經驗積累到此時，水到渠成的結果，是一部可以刻在“骨灰盒”上的作品。

以下為徐紀周自述：

“把原來的手藝拿出來，再做一回滿漢全席”

從去年公布演員開始，很多人就說，“狂飆”就是“瘋狂飚戲”。我找的都是有生活閱歷的演員，因為這個戲是在講中國社會生態，而且有20年跨度。我跟每個演員接觸時，不跟他聊戲，也不聊角色，基本上聊過往的人生經歷、家庭環境。

張譯是1978年的，頌文是1976年的，我也是1976年的，故事開始是2000年，我們剛踏入社會，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青春歲月，就會很有共情。我跟他倆一見面都聊到，希望這個戲能拍出一種回首歲月全程的滄桑感和唏噓感，我覺得這兩個詞兒他們都挺get到的。

我跟演員說，千萬不要照著韓國、美國的黑幫片給我演，一演就完了。這是個戲劇性很強的故事，如果大家不信，游離了，那就是來看個樂兒，這事兒我們就失敗了。一定要讓大家相信，這是我身邊會發生的事兒，才會有共情。

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張譯和頌文所有的吃飯戲，我看網上反饋這方面也是最多的。因為吃飯是中國最有儀式感的事兒，但我們吃飯其實都不是為了吃飯，都有其他的意思。安欣和高啟強的全部交往，都在一頓一頓飯里頭。我也不想說再拍一個警匪對抗，就是倆人拿槍指著腦袋，那個太老梗了。

有一場安欣勸高啟強去自首，高啟強一邊吃豬腳面，一邊給安欣講他小時候特別喜歡吃豬腳面，但沒錢，買碗豬腳面，弟弟吃面，妹妹吃豬腳，他喝湯。那一場頌文吃了六碗，他真吃，最后說你要再拍我還可以吃，但真的站不起來了。后來他倆隔了15年再相見，也是在飯桌上吃宵夜，倆人見面兒先掏藥。我現在也是先掏藥。第一場戲，他倆認識，就是大年夜在公安局吃餃子，最后結局也是和吃飯相關。網上很多人說廣東人不吃餃子，但餃子是靈魂，沒有那盤餃子，這故事講不了。

我會告訴演員，我對人物的理解是什么，但你不用完全遵照，我希望用你的方式去讀解和表達。好演員這么多，大家也互相飚戲，你想一招，我也得想一招兒。像賈冰演的徐江最后落魄了，去打公共電話，打完之后掏出錢，想想算了，不給了，這就是他自己加的。

用張譯的說法，他說老徐的劇本大開大合，情緒的轉折特別大，戲劇沖突特別濃郁。我們演員要做的就是把這些大開大合之間的縫隙給它填滿，把生活細節加進去，讓觀眾能相信，努力讓大家忽略戲劇性，但又能被戲劇性所吸引。他總結得還挺準確的。

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是你要精心修飾，修飾到讓觀眾看不出來，但能體會到。這是我們的一個原則，包括造型、服飾、場景花錢都挺多的，百分之六七十的景都是在一個報廢的客車制造廠搭的。舊廠街、菜市場、公安局等等都是搭的，只有騎樓是在江門拍的，還有一些海景，反正在廣東拍嘛，不拍海很虧。

2000年的東西有的不太好找了，道具部門在二手網站淘了一堆。三個單元的車也不一樣，2000年都是捷達、桑塔納，現在都找不著了，在修車行各種淘，淘來都得翻新。結果每天拍每天趴窩兒，一喊預備開始，車就熄火了，追車戲拍得賊崩潰，永遠跑不起來。

有人說這劇看著像老派的中國電視劇，服化道、表演等方方面面沒什么短板，文學屬性也比較強。我覺得這句話是個挺大的褒獎。大概從2014年左右開始吧，環境變了，很多文化產品做得像快消品，我們也挺壓抑的。有這么一個機會，能把原來的手藝拿出來，淋漓盡致地使給大伙兒看，再做一回滿漢全席，不用做快餐，我們也挺開心的。

“正因為有安欣這樣的人，大家才有希望”

劇本方面指導部門給了很大支持，第一時間向我們放開第一手資料，也讓我對整個中國基層社會管理有比較深刻的理解。這個是一個巨大的題材優勢。

很多情節都是來自真實案例。比如說高利貸去討債，不用極端暴力手段，他拉著人去獻血，名義上是自愿的，還給你獻血證。他摁著人家一直獻，獻了三家那人站都站不起來了。這就是發生在廣東的真實的事兒。

這部戲是想講中國20年社會變革，希望從人帶出來。警匪故事肯定是最極致、最好看的方式。確實是想描摹這一個特定歷史階段中國基層社會生態，老百姓環境的生態，包括權力生態。我希望京海能成為中國二三線城市的縮影，把中國20年里一些重大社會事件、社會變革，用警匪這樣一個最成熟的方式給講出來，這是一點兒小野心。

這兩年刑偵劇拍得挺多的，基本上都走懸疑路線，像《狂飆》跟民生貼這么緊的沒有。掃黑這些事兒跟老百姓距離非常近，基層執法直接代表著公權力形象，一旦受到侵蝕，會影響大家對公權力的擁護。我要是拍個奇案，拍個連環殺人，本質上還是獵奇。

有觀眾說安欣和高啟強代表法治社會和人情社會的兩面，高啟強深諳人情社會的一切漏洞和法則，而安欣是個理想主義者，在完善法治，所以他倆背后實際上是兩種社會觀念的沖撞。我覺得這個說法說得比較到點兒。如果安欣不是一個有法治精神的理想主義者，他也不用跟高啟強堅持斗爭20年，整個斗爭這么殘酷。

命運感，我特別想強調這個，這是我在藝術上個人的一點兒小執念。到我這歲數，身邊發生很多這樣的事兒，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

高啟強的悲劇主要還是自身性格的問題，幾個重大人生節點，他都選了對他來說所謂的最優選擇。不管有多大壓力，好多人都不會像他那么做。安欣那條線我們采訪了很多原型，像他那樣的警察，理想主義、守本分、堅守職責，在一個系統里注定會被邊緣化。其實像他這樣的人有很多，我們把很多人的東西都放在他身上，我們采訪中知道廣東一個政法干部，34歲頭發全白了。

掃黑除惡，大家覺得好像把流氓抓了就行了，真不是這樣，掃黑除惡跟緝毒一樣，非常殘酷，非常慘烈。這兩天就更新到大結局了，最后的結局可能不會像傳統商業劇和爽劇那樣，讓大家的情感有巨大宣泄，其實最后是慘勝。把掃黑除惡工作的艱巨性、艱難性、殘酷性展現出來，告訴大家掃黑不易，不是拿個槍、帶個銬就完了，不是這樣。正因為有安欣這樣的人，大家才有希望，不能全是人情社會這一套，得有理想主義者存在，社會最后還是理想主義者推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