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中的廢墟上，因為缺少電力，救援人員有時候不得不靠錘子、錐子、鏟子，才能刨出一個缺口。在經歷過最艱難的幾天后，當地的中國企業又調集來了20臺挖掘機增援。

土耳其商人哈里從廣東買了1000頂帳篷寄回了國內，一位中國朋友還給他轉來了兩萬塊錢。朋友告訴他，自己經歷過汶川地震，能夠理解哈里的心情。

原本經營著一家外語培訓機構的郭國英，陰差陽錯成了翻譯團隊的負責人。在他們幾個晝夜的忙碌之后，當又一批中國救援隊即將抵達時，16名翻譯志愿者已經等在了機場。

截至目前，發生在2月6日的兩次7.8級強震，已經造成土耳其和敘利亞兩國超過兩萬人遇難。而在余震和寒潮中，保暖裝備以及藥品的短缺同樣致命。

盡管救援“黃金72小時”的窗口期已經過去，但沒有人想放棄，一批批國際救援隊伍仍在趕往震中，來自世界各地的救援物資也在發往那里。

數位采訪對象向我們講述了災后人們的驚恐、無助和需求，也講述了一場生死營救是如何從震中的廢墟之上，延伸到萬里之外。

震中城市已經一片廢墟

斷水斷電，只能靠人力救援

“滴嘟滴嘟”的救護車鳴笛聲一直在黃運兵耳邊響起，幾乎沒有中斷。他數了數，一分鐘之內，至少有十輛救護車經過。地震造成的房屋坍塌、道路損壞，使交通變得擁堵不堪，救護車也擠在了一起。

這里是位于震中區域的哈塔伊省，也是這次受災最嚴重的三個省份之一。地震發生當天，黃運兵所在的中聯重科土耳其分公司，派出了包括他在內的兩名現場服務工程師、一名客戶經理，從伊斯坦布爾出發。一同上路的還有五臺挖掘機，操作手則在當地臨時招募。

救援需要和現場的專業救援力量配合。先通過呼喊確定被困人員的大致方位，然后清理出可以供救援人員鉆入的洞口，救出被困人員后要及時保暖，再由救護車載去醫院。救援小隊連續30多個小時無法休息，累了就住在附近的兩臺車上，每臺車擠了4個人。

黃運兵在這里工作了一年多，從未見過如此破敗的土耳其。剛到現場時，他手足無措，“最大的困難就是需要救援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樓房都是倒塌、破碎、開裂的狀態”。他并沒有告訴家人自己到現場參與救援，“等事情結束了再跟他們聯系”。

救援人員人手短缺，發電機也缺，手持的破拆工具經常無法工作。在8日凌晨3點的一次救援中，由于沒有發電機，救援隊只能靠人力用錘子、錐子、鏟子刨出缺口，歷經3個多小時，才救出一個被壓在床墊和石板下的小女孩。

遠在北京，土耳其人哈里預料到了這些困難。“土耳其有81個省，其中9個省都受到了地震破壞，國內(土耳其)肯定很缺少救援的人。“哈里2011年來到北京，從事保健品外貿工作。他的家在土耳其最西邊，靠近愛琴海，沒有受到這次地震的影響。

得知土耳其地震時，他正準備出門上班。“原本新的一周要開始了，但看到信息后，(好情緒)完全破掉了、滅掉了。什么都不想做。”

哈里的一個朋友居住在震中的加濟安泰普省，震后兩天才給他報了平安。朋友說自己幾乎放棄了，巨大的聲響中，家電、物品全部摔在了地上，碎了。他縮在床上，不敢動彈，想著“我什么時候會死”。幸運的是，他所居住的樓沒有發生坍塌，但是等他下了樓，才發現家周圍的房屋幾乎全部坍塌了。

另一位在中國的土耳其人Ezra，也是在幾天后才和朋友取得了聯系。朋友生活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地震發生時，是家里的狗喚醒了一家人，他們第一時間跑到了樓下，沒有受傷。她居住的樓房有12層，建于25年前。那已經算是附近質量比較好的樓房了，樓層比較高，震后只是發生了傾斜。在同一街區內，其他建筑大多只有五六層，幾乎都成了廢墟。

幾天來，Ezra一直牽掛著朋友和其他受災的人。對從小生活在土耳其安卡拉的她來說，地震并不陌生，從小學到高中，幾乎每年她都要參加地震演習。2012年，她在土耳其孔亞經歷過一次六級地震，她的兩個校友在那場地震中喪生。當這一次災難再度降臨，她不斷帶著哭腔重復著“很糟糕，很糟糕”。

斷水斷電給救援帶來極大困難

“身邊連片擋風的紙都沒有”

因為疫情的原因，在中國工作的杰姆，已經有一年多沒回過土耳其哈塔伊省的家鄉了。

2月6日凌晨，杰姆的父親被劇烈的晃動驚醒，拿上車鑰匙和手機，穿著內褲就沖下了樓，和三名鄰居躲在車里。他給杰姆發來一條短信：“我很好，打算去朋友家的房子”。

杰姆收到這條信息時，已經是中國時間6日的下午1點鐘。在此之前，身在廣州的他已經給家鄉的親人朋友打過一輪電話，沒有一個接通。

終于有朋友到達父母居住的街道，給杰姆發來了他家的照片。杰姆的家沒有倒塌，但外墻受損嚴重，綻開了好幾處裂縫，滿地都是掉落的磚頭和混凝土。

杰姆說，他家住的這條街位于市中心，以近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命名，“我父母從1998年就住在這里，現在整條街很多建筑都倒塌了，不確定有多少鄰居朋友死傷。”

在鄰居給杰姆發來的一段十幾秒的視頻里，天氣陰霾，救護車聲此起彼伏，最后鏡頭對準一棟倒塌的五層樓房，鄰居遲疑地說：“這好像是我媽媽的房子......”

震后三天里，杰姆給他60個親戚發了短信，只有不到一半人回復。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6位親戚被送去了醫院，4位親戚去世，親近的阿姨被壓在了廢墟下面。她的女兒從其他城市趕到現場，等待救援人員將母親遺體抬出來，和杰姆通話時止不住痛哭。

7日下午，杰姆再次和父親通話，他已經去了臨近城市的朋友家，但天氣寒冷，大家都很缺衣服，“身邊連個擋風的紙張都沒有。”父親有高血壓，他說自己很不舒服，停藥兩天后，感到胃燒、心臟痛，還因為甲狀腺問題情緒暴躁。

“如果再不吃藥，有可能心臟病發”，父親打算回到原住處拿藥，杰姆勸他不要回去，“畢竟很危險”。隔天，杰姆再聯系他，手機又關機了。

很多在海外的土耳其人都經歷了這樣的煎熬，艱難地和在震中的親友取得聯系，想幫幫困境中的他們，卻無從下手。

深圳大學留學生 Esma在震后和家人視頻時，發現故鄉馬拉蒂亞像一座“鬼城”，房子沒辦法住了，很多受傷的人躺在路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辦，每家都有自己的問題，都只能顧著自己。”

2016年，Esma的爸爸去世，留下一家餐廳成了全家人的經濟來源。近幾年土耳其的經濟不好，里拉貶值，通貨膨脹率也高，但Esma人在中國，家里遇到任何困難都不會打擾她。“每次詢問家里的情況，他們都說很好。”

這次地震，餐廳所在的樓房也受到了破壞，但家里人還不敢去查看，Esma的媽媽、姐姐和腿部有殘疾的哥哥，前往了其他城市避難。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Esma說，這次地震可能會導致經濟形勢更加惡劣，“如果餐廳沒了，我們全家沒辦法繼續生活了，這是我們唯一的依靠。”

從中國采購準備發往土耳其的發電機

來自中國朋友的兩萬元捐款

土耳其艱難的冬天，對傷者和匆忙逃離的人是致命的。對于這次發生地震的北部地區，一位土耳其留學生形容，那里的氣候“就像哈爾濱一樣”，寒冷和降雪都在加劇災情。他聽一位在震中的朋友說，附近百十來棟房子只剩5、6間沒有倒塌，許多人只能躲在車里。

地震后，杰姆所在的在華土耳其人社群籌備物資運回國，杰姆也捐了款。他們在石家莊采購了1000件棉大衣，在江蘇丹陽買了2萬件應急保溫毯，還從不同的省份采購了手套、暖寶寶等御寒物品，然后空運回土耳其。

通過一個廣東的朋友，哈里也采購了1000頂帳篷，他認識的很多在華土耳其商人，都在四處聯絡關系、采購物資運回土耳其。他在深圳的十幾個土耳其朋友，共同采購了五萬件手套、圍巾和被子等御寒用品，還有人一次采購了一千臺發電機。

哈里也收到了一些中國合作伙伴的捐款，有人給他轉了兩萬塊錢，告訴他，自己經歷過汶川地震，能夠理解哈里的心情。

采購的物資從付費到裝箱，每一步哈里都仔細拍下照片和小視頻。他希望把物資送到災區的這個過程記錄下來，也都能夠被那些給他捐款的中國朋友看到。“要讓為我們付出的人看到，放心，錢沒有白花。”

Emir曾經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上學，他很理解那些身在海外的土耳其人的牽掛和焦慮。即使遠隔萬里，很多千絲萬縷的聯系是斷不掉的，Emir現在住在伊斯坦布爾附近，從事國際貿易工作，但他的朋友、戀人都還在中國。“救災不一定要趕赴災區，大家都在自己的城市里，用自己的方式行動。”

地震過后，土耳其大大小小城市的中心廣場，都出現了物資捐贈活動，很多店主還整理出紙箱子擺在街上，供想要向災區發送物資的人使用。收集、搬運等工作都由市民自己完成，Emir49歲的母親也參與到其中。

一些土耳其留學生跟隨救援隊成為志愿者

尋找土耳其語翻譯

“在華土耳其學生會”原本是一個舉辦講座和交流活動的聯誼組織，地震發生后，這里成了一個連接中國和震區、調配物資人力的“中樞”。

自2月7日以來，土耳其學生會的成員，是在不斷的電話與會議中度過的。打電話聯系使館、領事館、救援隊詢問是否需要服務，線上會議協調救援資源，轉發宣傳物籌集捐贈活動，還要幫忙協調航空公司與物資倉庫……

許多土耳其留學生回國后，還會與學生會保持長久聯系。在華土耳其學生會又集結了約20名會講土耳其語、中文的人，與中國救援隊共同趕往災區。

當土耳其聚集了如此之多的國際救援隊，翻譯成了急需的人才。震后第二天，一個北京藍天救援隊的朋友找到了郭國英，想尋找身在土耳其能夠講中、英文的朋友。

郭國英是貴陽安順人，曾在菲律賓、南非留學生活，眼下經營著一家英語培訓機構，兼做外國人在華務工的代理。因為工作關系，郭國英認識不少在中國工作的土耳其人，她先后聯系了20個朋友，幫忙尋找語言志愿者。

一開始，溝通需求的微信群只有三個人，郭國英、救援隊員、土耳其朋友麗莎。在藍天救援隊之后，向他們尋求幫助的志愿組織越來越多，一些即將趕往震中的救援隊不僅需要翻譯援助，還需要了解當地信息。大家開始把更多能參與服務的朋友拉到群組里，如今，翻譯人員已經擴充到90多人。一個在土耳其工作的中國女孩找過來，主動承擔起了海外人員的調配協調，趁著兩地5小時時差換班工作，確保24小時有人輪崗。

郭國英陰差陽錯成了這個志愿團體的負責人，她開始以為只要找到翻譯就好，后來發現協調才是更大的難題。志愿者“像無頭蒼蠅一樣”，不知道去哪里、接下來怎么做，但是第二天，藍天救援隊就要抵達土耳其了。郭國英忙著統計翻譯志愿者信息，了解大家所會語言、所在城市、可隨隊救援的時間，“打了一天的電話”。

郭國英最擔心的是安全，她建議所有志愿者購買人身保險，甚至產生親自去土耳其的想法。參與援助翻譯的志愿者還需要自己負擔航班費用。盡管前方天氣寒冷、缺乏物資，但郭國英表示，團隊目前缺乏資金支持，沒法采購更多東西，只能號召志愿者帶上多余的睡袋、帳篷、頭燈、電池。

眼下看，這個志愿團隊還要存續更長的時間，她們在8日晚上才倉促起了一個名字——“中國愛援翻譯”，“接下來如果救援團隊需要的話，我可能還會找其他國家的人來加入到這個隊伍，畢竟救援隊員之間還有其他語言的翻譯。”郭國英說。

2月9日，郭國英協調救援工作到凌晨4點才睡下。上午9點到了她接班時起床才發現，前一天早餐的牛奶還沒喝完，只能倒掉了。

這樣的辛苦是值得的，當又一批中國救援隊即將抵達時，16名翻譯志愿者已經等在了伊斯坦布爾機場。他們帶上了頭燈、睡袋、保暖設備等物資，舉著的接機牌上寫著“土耳其挺住，中國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