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農歷新年，梁永安照例回到昆明，與父親和弟弟一起度過了除夕。

梁永安在新疆賽里木湖。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昆明的天氣溫和，他只穿一件單衣加燈芯絨外套。由于陽康后身體剛剛恢復，他放棄了在昆明行走的計劃，用新年的時間看書。他讀的是舍伍德·安德森的《馬與人》。“19世紀末，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轉型速度非常快。人身上聚集了大量轉型社會的經驗，但人自身卻很難意識到這一點。”安德森聚焦于美國小鎮里的邊緣人與鄉村生活，像“一束光照在他們身上”，把人自身尚未意識到的經驗拉長。

“疫情三年，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停頓。”在他看來，這恰好是處于時代轉型期我們的精神切面，照見我們怎樣意識自己的內在。這也是安德森筆下的“壓縮經驗”。

2022年6月，疫情復蘇初期，梁永安拍攝的上海街景。68歲的梁永安是復旦大學人文學者，作家，因在B站上愛情課“出圈”。但他坦言不喜歡談論愛情，因為讀者很容易只陷入愛情本身的議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人的建設”，才是他關注的愛情之上更大的議題。“愛情是次一級的事情，而不是生命的原價值。”他認為一個人最核心的部分是勞動與創造，找到自己生命的價值。等到大家互相看見對方的生命價值，愛情天然的美就出來了。“愛的能力是不用教的。”

2022年6月，疫情復蘇初期，梁永安拍攝的上海街景。但討論人的精神建設時，他仍愿把切入點放在愛情上，因為“愛情是一個人能享有的最大自由”。初八那天，他去了重慶。山川如波浪翻滾，他看見每個人臉上活躍的表情，心里熱騰騰的。正月十三，他又坐高鐵回到上海。在重慶開往湖北宜昌的路上，看著窗外山川起伏，他心中同樣涌起一種開闊感，看得入迷。

梁永安坐高鐵前往重慶時拍攝的景色(云貴高原)。

梁永安坐高鐵前往重慶時拍攝的景色(云貴高原)。“熱愛大地”是他用了多年的微信簽名。新年剛回上海，他就報考了駕照，打算日后自己開車奔走游覽。去年年底，他受青年文化影響，買了頂帳篷到滴水湖野營。四個腳一釘一扎，充氣墊隔著露水防寒，“早上就能看到那么好的太陽升起，落日又是那么新鮮啊!”在他眼中，一種新的物質生產就可能轉化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物質的流通里蘊含著生機與文化，背后是中國人無窮的創造力。

梁永安坐高鐵前往重慶時拍攝的景色(云貴高原)。“我們還有太多沉睡的東西。”采訪在正月十七的晚上，雖已立春，上海的夜晚依舊寒冷。他比在昆明時多穿一件羽絨服，一如既往的干練而清瘦，一臉笑意，溫和天真。復旦旁韓國餐廳里，他是老主顧，照例只點了一份泡菜湯，一份秋刀魚。這是他的常年菜單。

“我來這只點泡菜湯，就像去麥當勞只吃巨無霸。”

這讓人想起他的“專心”生活哲學。從美食、文學再到旅行目的地，瞄準生活的錨點，緊緊攥住，再發散到更廣闊的思考空間。“在愛情里不夠專心的人，你看他生活其他方面也是八面流水。”面對愛情，梁永安也是如此，贊美一對一的真誠——如同交錯生長的藤蔓，擁有向上的、打開的力量。

以下為澎湃新聞對梁永安的專訪：

澎湃新聞：今年情人節您本人打算怎么過?如何看待情人節、七夕等愛情節日中的儀式感?

梁永安：我一般不過情人節，不過每年情人節，我都會找一本愛情小說來讀，有的是重讀。今年要讀的是英國女作家喬治·艾略特的長篇小說《米德爾馬契》。

慶祝的節日多一些挺好，有助于大家情感的維系。現在人與人的關系越來越冷漠，需要節日加強聯系，我們中國的節日還可以再多一些。儀式感也是節日的特點之一，只要不被它束縛住，不要為了完成儀式感而本末倒置。

澎湃新聞：情人節之前我們剛剛度過了農歷新年。許多90后、甚至00后的年輕人，回家后面臨著父母催婚，他們反抗或順從都可能會傷害到其中一方。這種矛盾是必然的嗎?

梁永安：許多年輕人其實缺乏一種現代性的幽默和喜劇精神。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轉為現代社會，不過四十多年的時間。對于90后、00后的年輕人來說，父母是農業社會的最后一代人，而自己是現代社會的第一代人。父母不是完全不對的，他們是愛你的，他們那樣長大、那樣生活過，“催”是他們的一番心意。這就是我們中國目前的代際關系，你要理解他們，看著“催婚”發笑，不當一回事。同時過好自己的生活，留給時間去證明。

父母催婚，歸根結底是希望你過得好。時間長了，父母知道你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可以過得好，就可以了。那些還在為父母催婚而懊惱的年輕人，還是個過時了的年輕人，思想還停留在傳統，沒有和農業社會的思考方式拉開距離。

澎湃新聞：時隔兩年，疫情放開，再回頭看2021年情人節發布的《為什么我說90后和00后是歷史上最不適合結婚的一代》(備注：梁永安在B站播放量最高的一期視頻)，您的觀點有什么變化嗎?

梁永安：唯一的變化就是我更堅定地這樣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正在全球化，90后、00后的年輕人擁有前幾代都沒有的眼界和機會。這一代年輕人是歷史上最幸福的，這個時代最能實現一個人豐富而自由的人生，可以一個人走世界。孤獨的人也是有愛情的，他愛的是心里這樣的念頭，他就保持住了生活的品格。

但戀愛成本是極高的。兩個人差異性大，彼此需要磨合。90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普遍強調“個人主義”。對于這樣的年輕人來說，只有走過世界，精神打開，生活變得十分開闊后，才更適合戀愛。但在中國形成這種普遍的精神狀態，至少需要經過三、四代人，到時我們已經完成了現代化、中產化和全球化。

但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相愛的要求太高。

澎湃新聞：您曾說“如今每個年輕人內心深處都是一個戰場”。在轉型的時代，我們要如何重拾愛的能力?

梁永安：愛是次一級的事，不是生命的原價值。生命最核心的部分，是你在勞動與創造中尋找自己。有了這種根基，你就知道你要走到什么路上去，要去做什么，會和什么人相遇。這份基礎，是愛情中的“同道性”，需要兩個人相互看見才能實現。

從前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傳統的農業社會是一元化的，只有一個“羅馬”——收入高、地位高。但現在我們世界有無限豐富的東西——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甚至還有游牧文明。今天的年輕人一定要有“轉場”的能力，多一些試錯空間，在不同領域里尋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東西。

愛的能力就在你尋找到自己的原價值后自然發生，是不用教的。所以愛情是一件門檻很高的事，它需要人充分的現代性——有充分的感受力、理解力，有對世界的熱愛、有對生命價值的理解，有對對方生命價值的關切，這個時候愛情天然的美就出來了。

澎湃新聞：您為何認為“當代年輕人告別的能力遠大于相愛的能力”?在此前提下，為何還要鼓勵“戀愛腦”?

梁永安：現代化轉化過程中有個必然階段——建設新的利益主體。農業社會的利益主體是家族，改革開放就是重新建立我們個人主體意識。這種對個人利益、個人權利的主體意識，貫徹到愛情和婚姻里，“利他性”就受到很大障礙。男女的思考方式本身就有很大不同，而一個人的成長、知識構造、原生家庭，個體之間有大量的差異，我們今天的愛情里有沒有力量去承受這部分?

我想可能要經過兩三代人后，人才能意識到最珍貴的還是“人”，才能有普遍承受互相差異的力量。

戀愛腦的前提是“寧教天下負我，我不負自己”。

愛情是一個人能享有的最大自由。學習、創業、結婚可能都會面臨條條框框，但沒有誰可以規定你必須愛一個人。愛情里算一筆賬，覺得虧了，那也不是真的愛。真實的生命有很多痛苦要面對，真正意識到我們生命本色就是這樣，那就好得多。我就承擔生命，活出真實的自我。“戀愛腦”是成也是對得起自己，敗也對得起自己，但是要有這樣的勇氣。

澎湃新聞：現在有的年輕人討厭催婚，但不排斥相親。您如何看待這種青年男女尋找另一半的“古老”方式?又如何看待所謂“門當戶對”，以及高學歷、高收入相親局?

梁永安：任何環境都可能遇見和你特別契合的那個人，但概率都很小。相親首先看到的是這個人的條件——學歷、工作能力、家庭環境，可能增加你遇見相合的人幾率。但愛情是由生活構成的，而不是這些生活的條件。很多人追求的不是生活更好，而是生活的條件更好，但“條件”是沒底的事情。

不管是相親還是自由戀愛，你都可以看到這個人的基本氣質、內在情感。一個有生命感，熱愛自然的人，談戀愛時才是豐富的。如果一個人內在的感情沒有被打開，和豐富的世界聯系起來，就會形成一種無形的冷漠，談起戀愛來必然是單薄的。

人可以抱著自由戀愛的心態去相親，把相親當成社交活動，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但不要抱著相親的目的。一旦抱有目的性，就增加了彼此之間的緊張感。

澎湃新聞：在中國很多地方，結婚前還有彩禮這一關。在您看來，彩禮是否必須?之前《奇葩說》有一個辯題是“我是獨立女性，我該不該收彩禮?”，對此您怎么看?

梁永安：在日本也有差不多的習俗，不叫彩禮，叫“結納金”。定了婚期以后，男方帶著禮物去女方家，要帶九樣，其中“結納金”差不多是當地平均月工資的三倍。五天之內，女方家里還禮，也還九樣，其中一樣也是給錢，金額是男方的三分之一，表示謙遜低調。這個彩禮的衡量標準就不會造成對雙方感情的傷害。

而在浙江寧海，傳統婚俗講的是家家比誰的嫁妝豐厚，有“十里紅妝”之說。在上海一般不論彩禮，通常是男方家里出房子，那對男方來說是更重的壓力。

有些地方確實把它做成了生意。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里寫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趕著牛車，突然從車上摔下來，死了。父母非常痛心，也很憤怒。因為這個女孩剛好養到當地可以嫁人的年齡了，一大筆錢，突然從眼前溜了。

彩禮在各地參差不齊，背后都是對生活的理解，越是理解落后的地方越會計較投入與產出。不傷害雙方感情的情況下，可以盡量尊重習俗，但彩禮中不能稱出愛情的分量。

人心真正自由了，只會把“彩禮”當作習俗與禮節，女性也不會在乎“獨立”與“彩禮”的關系了。

澎湃新聞：您為何說“確定了喜歡對方才在一起，是一種女性文化的進步”，女性地位的提高對于我們的愛情觀有何影響?

梁永安：女性地位的提高是“假提高”，沒有本質提高。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現在人們對女性角色的傳統習見還非常堅硬，社會給女性提供的發展空間太小，女性走出自己的創造性道路太難了，轉而把幸福寄托在家庭、丈夫、孩子身上。

以前我在韓國教書的時候，大學某位系主任的妻子是首爾大學服裝設計專業的，非常頂尖。后來她工作沒兩年就結婚了，有了孩子以后就辭職，當起了職業太太，孩子的衣著打扮特別漂亮。我問她：“您考上那么頂尖的專業，萬里挑一，繼續工作多好，可以為社會做很大貢獻。”她笑笑沒說話，她的教授丈夫馬上說：當一個優秀的媽媽，培養出優秀的孩子，也是一種成就，同樣是為社會做貢獻。

我不是說家庭事務不好。而是一個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個人和家庭，跟社會與文化結合起來，在更大的東西里尋找創造點。不然生活里一地雞毛，沒有一個更大的東西作為支撐，就只能每天圍繞著這些東西打轉。當然，現在男性也可以參與到家務中來。高科技滲透進了傳統的家務勞動，夫妻倆人可以一起將家務現代化，解放雙手，嘗試新型的生活方式。

“確認了愛對方才和對方在一起，是一種女性文化的進步。”只是一個現代意識的起點，是一個最基本的點。但還遠遠不夠。如果連愛都沒有達到，那生命本身就沒有活力了。

澎湃新聞：當代年輕人也在探索新的親密關系模式，例如“開放式關系”、“獨身主義”，您怎么看這兩種選擇?

梁永安：我一直覺得，當下是單身的黃金時代。但這群獨身主義者或單身的人到了四五十歲，可能很多人會走到一起。這個時候他面對世界更從容了，了解了更多，容量更大了，心境更開闊了，可能不再執著于單身。

開放式關系也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但有兩條需要提醒，一是不要把別人當作自己尋歡作樂的工具，二是避免淪為別人的工具。但一切活動都有機會成本，這樣的歡娛里面，你可能喪失了遇見一對一的真誠關系的時機。好的關系就像藤蔓，需要一起向上生長。一旦開枝散葉，就變成了一朵云，沒有力量。

澎湃新聞：經歷了疫情三年，有夫妻離婚，也有情侶更珍重彼此。疫情對我們的愛情觀有怎樣的影響?

梁永安：離婚不一定是壞事。疫情封閉在一起，相互的厭惡度增長得比較快，相互的好感度耗盡了。但這也重啟了這個人的人生，走上另一條生活道路。

近幾年有的地區離婚率降低了。一是因為離婚冷靜期，二是因為現在社會變化太快了，一個人面對外界時時會有種本能的恐懼，反而會去信任眼前這個人。離開后回想起之前的時光，會有一種新的體會。其實兩個人共同生活是很珍貴的。

疫情不過是我們艱難生活的象征之一。轉型時期，我們還缺乏現代性的精神積累。疫情給了我們生活一個很大的停頓，在各種內心矛盾里，看看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人在停頓中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都是內心深處人怎么意識自己的體現。這三年人意識到了的自身的東西，是比疫情前多的。

我們生活還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動蕩，疫情只是“不確定”的一部分。明白兩個人相互給予溫暖的重要性，就特別珍貴。

澎湃新聞：推薦一部您心中描寫愛情最好的作品。

梁永安：《霍亂時期的愛情》。

費爾米娜和弗洛倫蒂諾七十多歲走到了一起，愛情的旗幟揚帆起航。這里面蘊含著一種生活的力量——愛情不光是年輕時候的事，只要內心不死，永遠都有愛的可能。他們經歷過很多表象，去到達了愛情本身。費爾米娜經歷過妻子的角色、上流社會的虛榮、婚姻的禁錮，阿里薩經歷了600多個女人后，他們才知道深愛是什么。社會身份和身體都有進一步的體會后，才知道愛情是最好的。里面那句話很感動我：“他們在二十歲的時候沒能結婚，因為他們太年輕，到了八十歲，他們還是沒能結婚，因為他們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