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的“最熱夏天”，多家媒體報道了一名中暑離世者，54歲的河南洗碗工韋巧連去世前還在為兒子的彩禮拼命，想“趁年輕”的日子里，給兒子攢彩禮……

2月13日，新世紀以來指導“三農”工作的第20個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發布，其中提到開展天價彩禮專項治理等多年來社會關心的內容，“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近年來，天價彩禮引發社會高度關注。2023年伊始，多地積極出臺相關治理政策。

1月30日，江西省吉安市遂川縣戴家埔鄉召集30名適齡未婚女青年參加座談會，集體簽署了“抵制高價彩禮承諾書”。

2月10日，江蘇省宿遷市沭陽縣舉行新時代文明婚戀倡導活動暨尋找“最美丈母娘”啟動儀式，50多名適齡未婚女青年代表簽署上述承諾書，響應拒絕高額彩禮的號召。此外，南昌發布官微發布消息稱，南昌擬于3月8日舉辦“不要彩禮要幸福”百對新人集體婚禮，并集體宣讀“不要彩禮要幸福”倡議承諾書……

治理天價彩禮一時“站上風口”。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靳小怡與其博士生段朱清長期所做的一系列有關“天價彩禮”治理的研究也因此“出圈”，其研究中寫道：“天價彩禮”治理的底層邏輯，首先，承認愛情是婚姻的基礎。

天價彩禮屢禁不止，誰為其承擔代價?糾紛后需要借助法律解決的天價彩禮“一地雞毛”，從源頭上的解決方案竟是“愛情”嗎?

紅星新聞記者近日對2008年起就開始關注“彩禮”問題并從事相關研究的靳小怡進行專訪，解答備受關注的彩禮問題。

觀點一：

沒有感情的婚姻不幸福

高彩禮下無贏家

紅星新聞：你的研究中提到，“承認愛情是婚姻的基礎”是治理天價彩禮的底層邏輯，這一結論是如何得出的?

靳小怡：“承認愛情是婚姻的基礎”正是馬克思主義婚姻觀的內容，馬克思、恩格斯都對如何理解愛情與婚姻的關系進行了系統闡述，認為“婚姻的道德基礎是愛情”。

目前，中國一些農村出現的天價彩禮已由傳統禮節性支出，演變成“逐利”色彩濃重的“交易”。在馬克思主義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觀和婦女解放的觀點指導下，為倡導和堅決維護男女雙方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平等地位進行科學探索，厘清“婚姻為何而發生”尤為重要。

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破除“天價彩禮”滋生的意識形態，遏制過度物化彩禮習俗的趨勢，以愛情為基礎，建立互敬互愛、相互扶持、共同奮斗的婚戀觀，是幸福婚姻的基礎，也是真正保障男女兩性權益的治本之途。

紅星新聞：在彩禮的相關報道和研究中，問題的解決常常指向經濟和法律。愛情能在彩禮治理上起到怎樣的作用、多大的作用?

靳小怡：“天價彩禮”的有效治理，需要“軟硬兼施”“多管齊下”。既需要有目前現行的諸多條款性規定，例如對彩禮金額、婚宴桌數的限制性規定，以及對結婚儀式簡化的倡議性規定，也需要對農村地區部分人群意識形態的“糾偏”。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國家政策文件在針對“天價彩禮”問題的治理中，對“大操大辦、相互攀比、好面子、人情債”等陋俗均有提及，并指出需要治理，這說明農村地區實際婚姻實踐的復雜性與流變性。

中國城鄉地區差異大、各地習俗各有不同，條款性規定不能“一刀切”，需要在“軟”上下功夫，在全社會范圍內大力宣傳倡導健康的婚戀觀。“婚姻的道德基礎是愛情”，愛情作為人類文明的高級情感，是婚姻發生的前提，而婚姻制度則是對男女愛情的確認與保護(具有排他性)，只有在此基礎上，婚姻關系及男女兩性組建的家庭才能夠較好地發揮生育、撫育與情感撫慰等一系列功能，推動個人、家庭與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彩禮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的偏“禮”性的儀式性功能，也須承認新婚小家庭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但這一切都應該是相愛的夫妻雙方在相互尊重、充分溝通的基礎上達成的共識，“每個個體、家庭的情況都存在差異”，使用一種“潛在的、地區性的、他人的”標準是盲目跟風、缺乏理性的行為。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客觀、理性地看待彩禮問題，重“情”而不是重“利”。

紅星新聞：強調和引導這樣的邏輯，是否說明在目前社會中，這樣的共識在部分地區、部分場景中缺失?

靳小怡：“天價彩禮”現象近年來在部分地區有擴張的苗頭，特別是集中在一些經濟落后的中西部農村地區，致使“因婚致貧”“因婚返貧”“一婚十年窮”，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種邏輯在部分地區的缺失。

一方面，一些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農村地區較多受到傳統的父系家族制度影響，“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觀念還未深入人心，在男性婚姻擠壓日益加重的現實條件下，容易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例如“天價彩禮”“騙婚”“買賣婚”“換頭婚”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在職場中大放異彩，特別是在近十年來，女性權益得到了進一步保障，但一些陋俗在農村地區仍沒有根治，既阻礙了鄉村振興的發展，也損害了農村女性權益。

另一方面，受父系家族制度影響，在一些代際責任重的農村地區，“給子女完婚才算盡了父母責任”的觀念提升了父輩為子女籌劃婚事的動力，也加劇了代際矛盾。

對男方家庭而言，“父母應該幫我結婚”的想法消減了農村男性自我奮斗的內驅力，是新一代“啃老”的集中體現，加重了農村家庭的經濟負擔、降低了農村老人的福利水平;對女方家庭而言，男性人口過剩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場可以“待價而沽”，女性的價值被“天價彩禮”過度物化，違背了“愛情是婚姻基礎”的原則，有兄弟的女性往往成為“換婚”的犧牲品，女性自身的成婚意愿由單一的金錢標準取而代之，違背“婚姻自由”的理念。

我們前期的實證研究也發現，接受高額彩禮的婚姻質量普遍堪憂，不但因婚負債，還伴有較高的婚姻暴力發生率和離婚意愿。可以說，沒有感情的婚姻不幸福，高彩禮下無贏家。

觀點二：

彩禮問題是男性人口過剩

和男性婚姻擠壓的社會后果

紅星新聞：關于“彩禮”問題你都做了哪些研究，彩禮在公共政策與管理的研究中為何受到關注?

靳小怡：我對于彩禮問題的關注始于2008年。這一年，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資助下，我們團隊系統分析了人口性別失衡及男性婚姻擠壓對農村個人、家庭與社區安全的影響，發現彩禮問題是男性人口過剩和男性婚姻擠壓的直接社會后果。

性別失衡是女性人口絕對數量的缺失，其主要誘因是1980年代開始不斷偏高的出生性別比。而性別失衡的本質是對女性的歧視，它意味著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普遍受損”。

2018年以來，在多項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資助下，基于一手大型抽樣調查數據和全國性大數據，我和我的博士生段朱清對“彩禮”問題展開了系列研究。我目前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關鍵問題研究——中西部農業轉移人口的家庭功能與發展”，將繼續關注“彩禮”問題，啟動全國大型調查，并進行典型地區、典型案例的深訪，關注并參與國家、地方相關治理政策的制定、實施及效果監測。

觀點三：

“天價彩禮”完成的婚姻

易出現“家庭暴力”“失蹤新娘”等問題

紅星新聞：你提到治理的另一個底層邏輯，“尊重個人意愿，保護兩性權益”該如何理解?

靳小怡：這句話我想拆開來分析，首先是“尊重個人意愿”。“天價彩禮”之所以亟需治理，正是因為無論是“天價”的金額還是對“彩禮”的強調，都超出了結婚實踐的應有之義，這種過度強調極有可能使當事人(及家庭)忽視個人品德、能力、責任感等個體因素，而只重視經濟利益，進而產生違背當事人意愿、侵害當事人成婚權益，甚至給違法犯罪分子可乘之機等諸多嚴重后果。

其次是“保護兩性權益”。對男性而言，直接治理“天價彩禮”的后果看似是減輕了男性的經濟壓力，實則是通過提高男性人力資本破解成婚難問題，例如在鄉村振興中加強針對弱勢男性的教育投入和專業技能培訓，這樣既有助于促進“愛情是婚姻的道德基礎”的實踐，也有助于樹立正確的奮斗觀，真正降低農村男性失婚風險。對女性而言，直接治理“天價彩禮”的后果看似是減少了女性在成婚中的“既得利益”，實則是讓女性(特別是一些“男孩偏好”較重地區的女孩家庭)能回歸婚姻的本質，以“找到真正心儀的對象”為基礎，避免掉進“物化”自身的陷阱。

已有研究發現，通過“天價彩禮”完成的婚姻，因缺乏情感基礎，“失蹤新娘”“家庭暴力”“感情不穩定”“育兒責任淡薄”等問題均有發生。這樣的后果嚴重損害了兩性權益，傷害了兩個家庭，甚至子女的前途與未來。

紅星新聞：你的研究中提到“天價彩禮并非一夜之間出現，對天價彩禮的治理也難以一蹴而就”。從專業視角，你是如何評價目前我國各個地方采取的相關動作呢?

靳小怡：“天價彩禮”是農村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極端扭曲的婚姻實踐，是一種社會后果，造成這個后果的原因很多。

針對復雜成因，對“天價彩禮”的治理也應是綜合性的，從制度政策、社會發展、弱勢群體保護、社區干預等多方面制定規劃，既要從對彩禮婚宴數額的規定性政策入手，也要在促進家庭和諧、保護老年人和女性權益、樹立正確的奮斗觀與愛情觀上下功夫。

就目前我國各個地方現行的舉措而言，大多仍舊是面向女性(適婚女性或丈母娘)，倡導女性群體抵制“天價彩禮”，這種舉措會對樹立正確的愛情觀起到一定助推作用，但力度與針對人群還有不足。

首先，愛情與婚姻是兩性的事情，在倡導女性如何做的同時，還應關注男性的觀念與行為，讓男性樹立“自己的家業自己創”“提升個人能力”等正確的奮斗觀，拒絕“啃老”;其次，婚育新風的樹立需要全社會的關注與共識，要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抵制重“利”而輕“情”的行為;最后，公安部門也應加強對“拐賣婦女兒童”“侵害婦女權益”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營造更加安全的公共環境。

另外，男性人口過剩的局面在很長時期內難以改變，3000萬-5000萬的過剩男性人口的成婚問題無法通過引進國際新娘來解決，省際通婚也只是將一地的男性婚姻擠壓轉嫁到另一地，從而進一步加劇地區城鄉差距。因此，保護被迫未婚的大齡男性的生存發展權益就顯得更為重要，例如，與減貧相結合，加大對有困難的未婚男性的教育投入、就業培訓與創業支持，加強整個社會對未婚群體(包括剩男和剩女)的社會包容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