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的校園霸凌中，“受害—迫害—旁觀”幾乎成為了每一個學生的必經循環。受害時默默承受的人，在成為更高一級的“前輩”后，會將暴力循環在下一批人身上。

最近，《黑暗榮耀》第二季熱播，這部關于校園霸凌的復仇爽劇終于落下帷幕。即便只是在虛構的戲劇世界里讓惡人獲得了應有的懲罰，觀眾也看得津津有味，拍手稱快。

然而，現實很快就像一盆冷水一樣倒在了每個劇迷的頭上。就在《黑暗榮耀》第二季開播不久，導演安吉鎬就被曝光曾是校園霸凌的施暴者。在菲律賓留學時期，他曾伙同其他韓國學生，對某個當地學生進行長達兩個小時的殘忍毆打。

“這不就是兇手拍了自傳么?”

火爆全球的《黑暗榮耀》講述的，正是校園霸凌對受害者的傷害有多么深刻、持久，足夠讓他們寧愿犧牲自己的人生，也要讓曾經的加害者“惡有惡報”。而導演本人居然就是曾對他人實施校園暴力的“兇手”，多么諷刺。

而這，只是韓國校園霸凌盛行現狀的冰山一角。

當《黑暗榮耀》照進現實

3月10日，也就是《黑暗榮耀》第二季上線當天，一位自稱是安吉鎬學弟的網友A某爆料，指控安吉鎬曾是校園霸凌施暴者，還提供了當時的照片和視頻作為證據。

A某表示，事情的起因是自己和其他同學取笑了安吉鎬當時的女友。作為安吉鎬校園霸凌的受害者之一，A某至今仍有心理陰影和身體傷痕。

最開始，安吉鎬極力否認：“雖然在菲律賓留學了一年多，但是沒有與韓國學生發生過物理沖突。”“不管怎么想，都不記得成群毆打過誰。”

然而，僅在兩天之后，安吉鎬就承認了自己曾經實施校園霸凌，并發表了“誠懇”的道歉。正如爆料的A某所說：“霸凌加害者制作《黑暗榮耀》這種對校園霸凌者敲響警鐘的節目是荒謬的，不能原諒。”

更為諷刺的是，《黑暗榮耀》里飾演崔惠廷的車珠英在采訪中透露，在拍這部戲前，會調查出鏡的演員是否曾經參與校園暴力，調查后才開始拍攝。

《黑暗榮耀》的火爆，正是因為它對校園霸凌的真實呈現讓觀眾感同身受。該劇剛開播時，就有觀眾質疑：用高達200℃的卷發棒在皮膚上灼燒出一輩子不可復原的傷痕，如此殘暴的行徑，真的會在校園霸凌中發生嗎?

事實上，真實發生的校園霸凌，比影視劇中呈現的更為殘酷。

當被卷發棒燙傷的傷口結痂后，結痂被直接撕扯下來，滾燙而無情的卷發棒會再次落在淌血的傷口上。

這是2006年真實發生在韓國的“清州女中學生暴力事件”，一名14歲的女學生因為“不守信用”“說謊”等理由，遭到同學的校園霸凌。除了被卷發棒燙傷皮膚，她還得承受棒球棍的暴擊、針和發夾等尖銳物品刺向胸部的疼痛。

相比之下，以此事件為原型的《黑暗榮耀》，似乎比現實更加克制了。

翻閱韓國的“校園霸凌史”，你還能發現更多難以置信的真實案例。

2005年，震驚韓國的“釜山開成中學致死事件”，受害者被打至肝臟破裂三分之二，送醫四天后不治身亡。而爭執的起因僅僅是雙方一起看書時，翻書的速度不一致。

2017年，韓國發生“釜山女中學生集體暴行事件”，釜山女中學生集體對一名同學施暴，曾毆打受害者長達100分鐘，還拍下受害者被打后滿身鮮血的照片，并上傳到社交網絡炫耀。

因為校園霸凌的猖獗，韓國的三星保險還于2020年推出了以兒童保險為主的“特約項目”。只需要50—360韓元(折合人民幣2元內)的保費，一旦學校的“暴力對策自治委員會”判定要保人遭受校園暴力時，就能獲得最高5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2631元)的醫療賠償。

校園霸凌，韓國社會20年的痼疾

在整治校園霸凌方面，韓國社會其實做了很多積極的嘗試。

2003年，韓國通過了《學校暴力預防與應對相關法》，在各個學校成立了“學校暴力對策自治委員會”。2011年，該法案進行修訂，規定只要發生暴力沖突，學校就必須召開“學暴委”處理。

2005年，韓國教育部開始制訂《校園暴力防治五年基本計劃》，到2020年，已經發布了四輪的五年防治計劃。

然而，十幾年過去了，法律介入的收效甚微，校園霸凌問題依然泛濫。

誠然，韓國校園霸凌的風氣屢禁不絕，有著多重原因。

首先，韓國社會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強烈的單一民族意識。土地、民族、語言、文化、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共享性和單一性，更傾向于排斥一切不和諧的異質因素。這導致韓國的同質性很強，非常容易抱團，形成幫派文化，成為滋長校園暴力的肥沃土壤 。

其次，韓國的社會等級劃分非常明確，社會貧富差距較大，大多數的財產掌握在少數的財閥手里。上層階級掌握著充分的權力和話語權，更加劇了下層階級遭受霸凌的程度。

再加上韓國嚴苛的“前后輩文化”——年紀小的“后輩”要無條件尊敬年紀更大的“前輩”并服從后者的命令——更給霸凌披上了正當的外衣。

除了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從個體的角度分析，心理學研究發現，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在早期成長經歷中往往有著相似的缺失。

從事心理咨詢20余年的心理學博士林紫，在接受《新周刊》采訪時表示：“霸凌者往往跟被霸凌者一樣，其實都是在成長的早期缺乏內在的安全感。他們往往不是在一個安全型的依戀關系模式下被撫養長大，都可能會有情感的缺失。”

林紫博士的著作《給孩子一生的安全感》也提到： “其實一個人早期的安全感的建立，與安全的依戀關系的建立有很大的關聯。”

面對校園霸凌，家長應該學會幫孩子重建安全感，這也是林紫博士著作中重點探討的課題。

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的相似性，還會形成“受害者—加害者—旁觀者”的惡性循環。

在論文《通過高年級和低年級之間的等級文化對校園暴力體驗的研究》中，作者李銀智分析了在韓國的校園霸凌中，“受害—迫害—旁觀”幾乎成為了每一個學生的必經循環。受害時默默承受的人，在成為更高一級的“前輩”后，會將暴力循環在下一批人身上。

所以說，在校園霸凌中，沒有局外人。

永遠站在受害者身后

近年來，越來越多校園霸凌的受害者選擇不再隱忍，站出來指控曾經讓他們墜入痛苦深淵的“劊子手”。 不少韓國名人接連被曝光曾參與校園霸凌，遭遇“社會性死亡”。

2021年，40余位受害者接連發聲，控訴韓國排球界雙胞胎姐妹花李在英、李多英在上學期間對他們實施的校園霸凌行為，韓國女排迫于輿論壓力將兩人驅逐出國家隊，讓她們無緣奧運會。

2022年，女子偶像組合成員金佳藍剛出道就被曝光曾參與校園霸凌，其經紀公司隨即暫停了她的演出活動，并在幾個月后解除了經紀協議。

對于聚光燈下的名人而言，一旦被曝光曾參與校園霸凌事件，后果往往就是身敗名裂。這樣的結果對于大多數受害者而言，往往比法律的裁決更“解氣”。

不過，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比“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復仇”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對自己的療愈。

“如果我們所有的關注點仍然放在霸凌者身上，覺得他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時，就相當于拿自己整個的生活為代價，仍然被捆綁在霸凌和被霸凌的關系里。” 在林紫博士看來，及時尋求心理幫助，在專業力量的支持下，將被霸凌的創傷轉化為日后人生中的正向力量，才是受害者更應專注的“功課”。

面對校園霸凌問題，除了可以尋求法律的援助，社會組織更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強大力量。

美國有一個叫“機車大叔”的反校園霸凌社會組織，每當有受到霸凌的孩子向他們求助時，一群強壯、高大的騎著機車的大叔就會出現在被霸凌的孩子身邊。

“要讓霸凌的孩子看到，原來被霸凌的孩子背后有這么多強壯的人在保護他。”林紫博士認為，在尋求校園霸凌的解決方案中，無論是建立社會組織、完善危機干預、加強生命教育等嘗試，都應該積極地一點一滴地做起來，才能慢慢形成完整、有效的保護系統。

要讓被霸凌者知道，“這一切都不是你的錯，永遠會有人站在你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