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嚨嘶啞的蔣大春從車里下來，揮手跟記者打了個招呼，便立馬點了一根煙，又嚼了一顆檳榔。作為一個鎮衛生院公共衛生服務口線的負責人，一年之前他是一直抗拒這兩樣眾所周知有損健康的“提神法寶”的。

“每天有做不完的路(事)，白天晚上都是一樣的，就是加班加點。”蔣大春解釋他對香煙和檳榔這兩樣物品由抗拒到形成依賴的原因，“壓力大”。

按照他的描述，基層醫療衛生工作非常具體而繁雜，特別是新冠疫情出現后，更是承受了巨大的防控壓力，“身體上長時間連續作戰，心理上則有更大的壓力”。

他所在的衛生院也承受壓力，主要是人員與資金配置的不足。

防疫壓力

蔣大春所在的衛生院位于湘中某縣級市下轄的一個鎮，該鎮離“縣城”30余公里，從經濟排位來看屬于“腰部鎮”。

這個5萬余人的小鎮，日常的衛生醫療主要依靠蔣大春任職的中心衛生院——全鎮唯一的衛生院——以及散布與各村的十余個鄉衛生點。

蔣大春分管的工作線口是這個小鎮的公共衛生服務工作，在沒有疫情防控工作之前，他所領導的團隊不足10人，負責全鎮的14項公共衛生工作。按他的描述，“公衛”工作非常具體且繁雜，“下村上戶是日常工作模式，我們的人員配置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但當新冠疫情出現，防控工作的重擔落到了公共衛生服務團隊的肩上，蔣大春就開始懷念之前工作的“輕松”了。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的三年中，在日常核酸檢測取消前，他和他所帶領的公共衛生隊伍一項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核酸檢測，“白天做核酸，晚上做核酸。光是高速路口的檢測就壓力大得不得了，每天早中晚三個班輪班轉。”除此之外，原有的14項公共衛生工作也一樣不能松懈。

為應對疫情防控工作，他們組建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隊伍。防控人員全部由該衛生院安排，是從衛生院原有的人員中抽調的專門隊伍，與日常醫護是分開的。蔣大春說，相對于當地的防疫情況來說，其實20多人是不夠的，“但沒辦法，衛生院也人員緊缺，這個(調配20多人)已經是極限。”

據介紹，蔣大春所在的衛生院總共50余名職工，也就是說，抽調的防疫人員占到了全院員工總數的一半左右。“就是擠占了全院的人員資源。”他解釋道，“這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衛生院醫療和公共衛生)兩邊的壓力都很大——公共衛生口的壓力主要是工作強度和考評，醫療口則是要面對醫護人員減員的壓力。”

隨著疫情防控逐漸“放開”，蔣大春的工作出現了一些變化，但他的看法是“壓力更大了”。

“放開”前，這支20多人的防疫隊伍人員力量主要用在核酸檢測和健康碼查驗這類工作上，高速公路及相關道口出入口是重要的工作地點，全鎮人員的核酸檢測則主要是集中在鎮衛生院，但同時還需派人下村上戶，主要是針對一些行動不便的老人。

“放開”之后，交通路口的人員投入急劇減少，但是，下村入戶的工作量陡增，“最近主要是普及打疫苗，特別是對老人，要求要落實全部打(疫苗)，大部分都必須下到每個村。”據了解，該鎮65歲以上老人超過7000人，占到了全鎮人口總數的將近15%。

但蔣大春認為人手不夠還不是最大的壓力，在他看來，之所以說疫情防控“放開”后面臨的壓力更大，“主要是因為，相較于原來，(疫情防控的)責任下沉到了基層鄉鎮”。

人財物緊缺

相對于當地的防疫工作來說，無論是疫情防控“放開”前還是目前的工作，蔣大春都強調防疫隊伍人數是不夠的，“但已經沒辦法了。”因為這部分人員的抽調實際上已經削弱了該院原本就不足的人員力量。

這所全鎮唯一的衛生院共有職工50多名，包括了行政、醫療、疫情防控、公共衛生等條線人員。即使沒有疫情，將全院職工全部按醫護人員滿打滿算，相對于全鎮5萬余人的數量，該院的這個配比也低于其所在的省、市、縣(市)的平均數。

再細看下去，會發現這個5萬人小鎮的中心衛生院總共只有20余名醫護人員，其中，醫生8名，護士15名。這個數字同樣低于其所在的省、市、縣(市)的平均數。

和絕大多數鄉鎮一樣，當地醫療資源還有一塊補充，就是幾乎每個村都有村醫和村衛生所(室)，但這些網點只能承擔最基礎的醫療任務，而且，村民對此信任度不夠，絕大多數診療還是轉向了鎮衛生院，衛生院就面臨醫療資源不足的壓力。

除醫護人員外，床位配置也是醫療資源的一個重要考量項。蔣大春所在的這個衛生院，擁有近150個床位，全鎮每千人配比床位數在3左右，這一數據也是低于其所在的省、市、縣(市)的平均數。不過，就日常的運行情況來看，床位數量并未經常性出現緊缺。因此，在蔣大春看來，醫護人員的緊缺才是該院醫療資源配置的最核心。

據蔣大春和他的同事介紹，即使在沒有疫情前，該院的醫護人員數量也難以應付日常的居民就醫。“老年人口增加，醫保落實到位，導致鄉鎮衛生院這樣的基層醫療機構的就診率大幅提升。”

疫情爆發后，衛生院醫護人員數量不足的問題進一步突顯。“他們(醫護人員)也是每天加班。”蔣大春介紹，“最近，我們有醫生出現了陽性，但還是在上班。沒辦法，人手不夠啊。”

“鄉鎮衛生院招不到人。”蔣大春的多位同事與他持相同的看法。據他們介紹，鄉鎮這樣的基層公立醫院之所以難以招到醫護人員，一方面是因為自身沒有招聘醫護人員的權限，必須由上一級勞動人事主管部門來定指標、安排招聘事項。另一方面，則是“錢的問題”。

“今年的工作比去年增加了兩三倍，但錢少了。”蔣大春說，之所以出現這個情況，主要是因為上一級財政壓力較大，“今年全年，全縣(市)每個鄉鎮衛生院工資少了將近20萬元。”該鎮相鄰多個鎮衛生院工作人員向記者佐證了這個說法。

不過，蔣大春和他的同事在頻頻提及“壓力”的同時也表現出樂觀。“最近政府多次提到要加強基層醫療建設和完善，情況應該會越來越好。”

12月14日晚上，蔣大春給記者打來電話，用嘶啞的聲音中透著些興奮，“今天下午的發布會你看了嗎?利好啊。”

12月14日下午，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就基層醫療服務保障有關情況舉行了新聞發布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