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印度總理莫迪在獨立日演講中曾對印度龐大的人口倍感憂心。他認為，印度人口增長太快了，是“人口爆炸”，影響了國家的持續(xù)發(fā)展。

而如今，印度總和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低于維持人口所需的生育更替水平。以孟買為首的大城市，總和生育率早在2016年就低于美國、法國等發(fā)達國家;在錫金邦、果阿邦等生育率較低的地區(qū)，政府也開始采取生育激勵措施。

莫迪口中“人口爆炸”的印度，事實上是全球最早推行計劃生育且持續(xù)時間最長的國家。這段歷史凸顯了女性作為生育主體，在生育和節(jié)育上都是最脆弱的人群。印度人口專家認為，該國仍應繼續(xù)采取措施以降低生育率，這不僅僅是為了延緩人口增長，更是為了保護女性和兒童的福祉，促進該國人口素質的提高，以推動國家經(jīng)濟社會走向良性發(fā)展的軌道。

“印度人口已迅速穩(wěn)定下來”

印度作家斯瓦露普(Swarup)懷孕四個半月了，如果一切順利，她將在今年8月迎來第二個孩子。斯瓦露普今年40歲，三年前有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帶女兒出門時，她常常收到陌生人的祝福：“祝早日喜得貴子。”

斯瓦露普經(jīng)常進行反思——自己的出身、受教育程度、職業(yè)和收入，讓她成為一個盡享特權的印度人：不用過早結婚生育，懷孕后能去私立醫(yī)院做產(chǎn)檢，家中也沒有長輩催她生兒子。她知道，周圍那些家境優(yōu)渥、擁有高學歷的朋友也是一樣，不能代表絕大多數(shù)印度人。

斯瓦露普之前住在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買。長達10年的時間里，她常常和街頭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待在一起，給他們義務教學。

如今身懷二胎的她，對“印度人口超越中國”的報道感到心情復雜——她向《鳳凰周刊》開玩笑說，“希望我的孩子不是給印度人口數(shù)添磚加瓦的那一個。”她直言，許多印度人不會為印度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感到驕傲，“我們國家人太多了。人越多，機會和福利就攤得越薄，環(huán)境污染也更嚴重。”

得知一些國際輿論正熱火朝天討論“中國人口衰退或將拖累經(jīng)濟”時，斯瓦露普開起另一個玩笑：“一些富人們抱怨家里空調壞了，但窮人家里根本就沒有空調。你們討論的是一個關乎第一世界的問題，而我們這里是第三世界。”

孟買疫情封城期間，為了逃離在不算寬敞的公寓里足不出戶的生活，斯瓦露普和家人一起搬到印度最小的邦果阿(Goa)——這里位于印度西岸，北臨馬哈拉施特拉邦，西瀕阿拉伯海，以沿海沙灘聞名。她住進一間帶著花園的小屋，享受海邊濕潤清新的空氣。

斯瓦露普的家鄉(xiāng)孟買也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那是一座“很像倫敦、紐約和上海”的大都市，以海岸線上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金融中心、寶萊塢電影和擁擠貧民窟而聞名。

2023年1月31日的孟買天際線，當天下午天氣霧蒙蒙的。

孟買接納了全印度追逐夢想與繁華生活的人們，也是印度“人口爆炸”表象的縮影——截至2020年，孟買大都會區(qū)人口超過2000萬，其中半島上的市區(qū)居住著1200多萬人，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2.1萬人。

即將育有兩個孩子的斯瓦露普，已經(jīng)超過了同地區(qū)女性的平均值。根據(jù)印度衛(wèi)生和家庭福利部2021年的數(shù)據(jù)，果阿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的生育率分別為1.3和1.7。

作為印度最富裕的地區(qū)，果阿邦一直是全印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地區(qū)之一。即便是人口最多的孟買，出生率也在下降——根據(jù)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所(IIPS)的一項研究，1993年至2011年，孟買的生育率從2.5下降到1.4。

這種情況在印度并非孤例：早在2016年，以孟買為首的城市生育率就普遍降至2.0以下，低于美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fā)達國家，一度成為印度媒體熱議的話題。

這是因為2.0的生育率低于維持人口數(shù)量的生育更替水平，意味著在沒有農(nóng)村人口流入的情況下，印度城市將出現(xiàn)人口衰減。通常來說，要維持人口數(shù)量，生育率需保持在2.1，但由于發(fā)展中國家出生嬰兒死亡率較高，生育更替水平應略高于2.1。

到了2021年，印度總和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在錫金、果阿等生育率低于或等于1.3的邦，政府近些年來已在研究如何鼓勵民眾生育。印度人口普查局統(tǒng)計學家高拉夫·潘迪(Gaurav Pandey)接受《印度時報》采訪時說，古代生育率下降通常是瘟疫、戰(zhàn)爭等因素導致的，一旦這些因素結束，生育率就會恢復;但現(xiàn)代因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提升而降低的生育率，目前不知道是否能恢復。

但對一些印度人口學家來說，不斷下跌的生育率并非到了“警笛大作”的時刻，而是印度建國以來計劃生育工作成效的顯現(xiàn)。

印度人口基金會執(zhí)行主任普納姆·穆特雷賈(Poonam Muttreja)向《鳳凰周刊》表示，印度人早就預料到本國人口會超過中國，只是中國2022年錄得人口負增長，讓這一天來得比預期更快。

她認為，印度人口增速顯著放緩，如今已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標志著“印度人口已迅速穩(wěn)定下來”，接下來應將生育率穩(wěn)定至1.8的水平。“在我看來，這說明印度和中國一樣，在經(jīng)濟發(fā)展和教育、醫(yī)療體系建設，以及計劃生育服務上的投入取得了成效。”穆特雷賈說，“這是令人欣慰的成果，印度應該繼續(xù)走這條路。”

目前，印度人口大邦中僅有比哈爾邦的生育率還維持在3.0，為全國最高，但相比于幾十年前也有了顯著下降。52歲的家庭主婦米塔麗·辛格來自北方邦諾伊達，她告訴《鳳凰周刊》，自己是在22歲結的婚，婚后生了3個孩子，同齡女性一般生育2-4個孩子。而她的母親15歲時就生了第一個孩子，長輩里生育最多的人有8個孩子。

印度次大陸人丁興旺的景象，到底意味著繁榮還是負擔?這樣的爭論早在莫臥兒帝國時期就已出現(xiàn)。

1784年，印度西南部的一位官員視察了德里和阿格拉邦附近英軍入侵后的焦土，憂心忡忡地說，“這里已經(jīng)看不到麥穗成熟的土地了……當?shù)卣蹌辗彪s，加上天干物燥，百姓凋匱，村莊寥然無人。”

到了英國殖民統(tǒng)治時期，來自東印度公司的官員認為，龐大而不斷增加的人口是英國治理有方的表現(xiàn)。然而，19世紀60年代起不斷發(fā)生的饑荒，讓殖民地官員憂心起劇增的人口與有限資源間的矛盾。

隨后的近百年間，仰仗馬爾薩斯主義的英國殖民地官員秉承著“用饑荒消滅低端人口”的手段，通過指責印度人口過剩來掩蓋殖民統(tǒng)治的缺陷，從而激發(fā)印度民族主義者截然對立的思想，即應該用發(fā)展工業(yè)生產(chǎn)來抵消人口增長的壓力。

無論如何，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印度人口從每年增加1%飆升至2%。印度獨立后，當時的尼赫魯政府意識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1949年，印度設立了第一個計劃生育協(xié)會(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1952年推出國家計劃生育計劃(The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rogram)，宣傳少生少育的理念，還為民眾分發(fā)避孕器具。

孟買這座城市出發(fā)得更早：早在1921年，孟買就建立了印度第一家節(jié)育診所，與英國最早的節(jié)育診所同時開張。該診所創(chuàng)始人是前威爾遜學院數(shù)學系教授拉古納·卡維(Raghunath Dhondo Karve)。

這位出生于1882年的男士，父親是印度婦女福利領域的社會改革家東多·卡維(Dhondo Keshav Karve)，后者一生倡導保護寡婦權益、反對歧視寡婦，還創(chuàng)建了印度第一所女子大學。

1891年，9歲的拉古納目睹了母親因難產(chǎn)離世。或是受到父母影響，拉古納常常公開表達對計劃生育和婦女權益的進步理念，還因此失去了學校教職。在節(jié)育診所開業(yè)兩年后，拉古納出版了著作《計劃生育：思想和行動》。1927年，他和妻子馬拉蒂出版了一本馬拉地語月刊，通過媒體倡導女性福祉議題，包括通過避孕藥具防止意外懷孕以控制人口等。

盡管拉古納有關節(jié)育的思想被印度國父“圣雄甘地”所抵制，他的月刊出版和思想運動一直持續(xù)到其生命的終結。1953年，拉古納在孟買逝世，而彼時的印度已在實施計劃生育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城市開展人口教育和節(jié)育工作。

印度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的前十年進展緩慢。上世紀60年代擔任世界銀行印度執(zhí)行主任的K·S·拉詹認為，當時印度邦和州一級的官員在計劃生育上未有和中央政府相同的緊迫感，一個原因是印度人出于生育問題的私人性持保守態(tài)度，另一原因是當時缺乏安全、廉價、可靠又簡易的避孕方法，可供廣大農(nóng)村人口采用，訓練有素的節(jié)育醫(yī)務工作者也非常有限。

因而，時任總理拉爾·夏斯特里親自掛帥，負責計劃生育的內閣委員會，計生成為僅次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最優(yōu)先事項。

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時任總理、被稱為印度“鐵娘子”的英迪拉·甘地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tài)，其子桑杰耶(Sanjay Ghandi)發(fā)起強制絕育運動，在印度的計生歷史上寫下了黑色一頁。有記載稱，1976-1977年，各地政府通過警察動員男性公民實施輸精管結扎術并對抗議者實施暴力。

在現(xiàn)金和食物的激勵下，當時的窮人和低種姓群體或多或少成為了強制節(jié)育的參與者。今年38歲的媒體編輯莎魯(化名)來自北方邦貢提那加(Gomti Nagar)，她向《鳳凰周刊》回憶說，由于她出身中產(chǎn)家庭，長輩們彼時的收入超過了能領取現(xiàn)金獎勵的收入標準，某種程度上“幸免于難”、未受影響。

強制措施推行的兩年間，印度絕育人口從270萬上升到830萬，絕大多數(shù)是男性，其中數(shù)千人死于拙劣的手術。民眾的不滿與憤恨不斷累積，導致英迪拉·甘地和國大黨在1977年大選中落敗，“絕育運動”宣告結束。但它給印度人留下的心理陰影，讓此后幾十年的計生工作遭遇重重阻力。

上世紀80年代，時任湖北省計劃生育辦公室副主任項金安曾前往印度考察，他在當時的見聞錄里寫道：“印度朋友特別強調，他們的計生工作雖然開展得早，但因幾經(jīng)反復，使得這項利國利民的工作遭受不應有的挫折。因此直到現(xiàn)在(1980年代)，全國接受避孕的人還不太多。”

項金安在見聞錄里記錄下上世紀80年代初印度計生工作的“形象化宣傳”。一部由計劃生育協(xié)會制作的科教影片，描述了四口之家(兩個小孩)和七口之家(五個小孩)家庭不同的生活圖景：四口之家養(yǎng)了一頭奶牛，每天清早擠出的牛奶，一家人喝不完，還有剩余;而七口之家養(yǎng)了一頭同樣大的奶牛，每天清早擠出的牛奶只夠五個人喝，夫妻倆只好看著孩子們喝，自己喝不上奶。

影片中，四口之家一家人生活得很富足，逢年過節(jié)坐著小車上街，前往商店購買衣服、玩具等，總是滿載而歸;七口之家則生活得比較艱難，每逢節(jié)日，夫妻倆只能騎破舊的自行車上街，前面坐的是小孩，后面背的也是小孩。“到了街上，人們以為是玩雜技的來了，圍上去看熱鬧。在商店里，給大孩子買了衣服，就不能給小孩子買玩具。回家的路上，孩子們哭的哭，叫的叫，好不憂愁。”項金安寫道。

影片想宣傳的觀念無非是“少生優(yōu)生、小家庭生活更好”。但在實操層面，卻面臨諸多阻礙。印度婦產(chǎn)科學會聯(lián)合主席庫馬里(S Shantha Kumari)認為，印度民間普遍存在一種錯誤觀念，即男性絕育或接受輸精管結扎術會影響男子氣概，因此男性普遍不愿接受節(jié)育。項金安也記錄道，一些工廠當時為有意絕育的工人設立激勵機制，男性得到的獎金通常比女性多一倍，還額外附送假期。

目睹了英迪拉·甘地時期計生運動失敗的印度政府，意識到給男性節(jié)育帶來的災難性政治后果。從那以后，節(jié)育工作的主要對象變成了女性。

2014年11月，印度中部恰蒂斯加爾邦的一處“絕育營”，發(fā)生了一起因手術操作不當導致15名女性死亡的事故，死者除了剛分娩不久的孕婦，還有貧血、哮喘和糖尿病患者，許多人來自貧困農(nóng)村、身體狀況不佳，卻無人在絕育手術前為她們做體檢。盡管事件成因包括衛(wèi)生條件差、藥物污染，以及執(zhí)行絕育手術的醫(yī)生背負了過高的指標，但外界認為，絕育工作成為針對女性的“上刑”活動。

此類事件屢見不鮮。據(jù)印度官方統(tǒng)計，2017-2018年全國實施的147萬例絕育手術中，只有6.8%是男性。而在出現(xiàn)上述慘案的恰蒂斯加爾邦，女性絕育率為46.2%，男性絕育率僅有0.7%。

十年前，印度實施的絕育手術占到世界總量的約三分之一，僅2012年就有460萬婦女接受絕育手術，其中77%從未使用過其他形式的避孕措施。活動人士說，印度沒能給女性提供一種現(xiàn)代且臨時的節(jié)育方法，這對女性來說是一種“脅迫”。

印度政府的數(shù)據(jù)顯示，2003年到2012年，全國有1434人因絕育手術而死亡。可以想見，死者中絕大多數(shù)是女性。

穆特雷賈對此批評道，包括印度在內的很多國家，男性在計生問題上根本沒承擔起和女性同等的責任。“每種避孕藥都有副作用，唯一沒有副作用的就是避孕套，但男性認為，使用避孕套會減少樂趣。這很荒謬。難道反復墮胎、生育過多孩子卻養(yǎng)不起他們，哪樣不比性快感不足來得負擔要大?更不用說絕育手術，相比于男性結扎只要10分鐘，女性接受絕育手術要全身麻醉，比男性困難得多。”

印度“人民衛(wèi)生運動”(Jan Swasthya Abhiyan)發(fā)起人南迪說，“如果政府計劃生育工作方向不發(fā)生根本性變化，不更強調男性絕育，女性就會繼續(xù)受苦。”

無論節(jié)育還是生育，受害者大多是女性。世界衛(wèi)生組織等聯(lián)合國機構發(fā)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20年每兩分鐘就有一名女性死于與妊娠或分娩有關的并發(fā)癥，約70%的孕產(chǎn)婦死亡案例發(fā)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而在2020年，印度的孕產(chǎn)婦死亡率為103/10萬。積極因素是，這一數(shù)據(jù)從2000年到2020年下降了73%，但仔細來看，仍顯示出巨大的不平等：在經(jīng)濟發(fā)達的南部喀拉拉邦，孕產(chǎn)婦死亡率僅為19/10萬，比美國還低;北部的阿薩姆邦則高達195/10萬，是前者的十倍以上。

印度阿薩姆邦提斯浦爾市，經(jīng)受剖腹產(chǎn)的婦女在病房休息。受限于醫(yī)療條件，這里的孕產(chǎn)婦死亡率為印度最高。

“生育應該由女性自主決定”

斯瓦露普提及的“第三世界問題”，指的是印度龐大的年輕群體在分享到經(jīng)濟紅利前，從未過上體面、有尊嚴的生活。盡管印度是當今世界經(jīng)濟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就業(yè)市場規(guī)模相比逐年增加的年輕人口數(shù)量，仍是杯水車薪。

新冠疫情加劇了這一現(xiàn)象：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報告稱，印度失業(yè)率從2018年的4.9%上升到2020年的7.5%。其中很多是大學畢業(yè)生。更不用提，如今印度65%的人口在35歲以下，18至35歲人口有6億之多。但印度年輕人的勞動參與率在全體勞動人口中的占比僅為19%，年輕女性更是只有5%。

讓斯瓦露普心情復雜的，是她看到許多孩子因虐待、毒品問題或不負責任的父母而流落街頭，眾多年輕人缺乏工作機會，經(jīng)濟困難始終沒法解決，過剩的精力無處消耗，讓暴力和極端主義事件有所上升。“人畢竟不是牲口，要把這么多年輕人轉變?yōu)閲业膬?yōu)勢，是要在他們身上投入資源的。”斯瓦露普說。

與這些孩子們打交道時，和后者產(chǎn)生的情感連結讓斯瓦露普不堪重負。她最喜歡的一個女孩名叫迪娜(化名)，后者因為失去父親而流落街頭。斯瓦露普將迪娜送進兒童福利院，但迪娜不喜歡福利院的生活，逃了出來。除了志愿者的課，迪娜沒有機會接受任何教育。后來，迪娜嫁給一個同樣流落街頭的男孩，生了孩子，卻經(jīng)常被家暴，最終她離開了丈夫。如今25歲的她獨自撫養(yǎng)兩個孩子。

“迪娜是個很可愛的女孩，跟我認識的時候她只有8歲，可以說我是看著她長大。”斯瓦露普說，看到迪娜的遭遇，自己心都碎了，但很難責怪這樣一個女孩為何要嫁給如此糟糕的丈夫，“她是一個孤兒，你給她愛，她就會回應。她的生活看似是自己的選擇，卻始終源于貧困，她別無選擇”。

在斯瓦露普看來，印度在兒童和婦女福祉方面存在系統(tǒng)性缺陷，“人不是數(shù)字，是生命。額外的人口出生時，他們會被怎樣對待很關鍵。”

家住印度孟買的漢語教師潘美麗也常常思考，如果生兒育女，能給孩子帶來怎樣的生活。潘美麗1992年出生于孟買一個普通家庭，父母直到第四胎生了兒子，才停止生育。

潘美麗向《鳳凰周刊》回憶說，小時候父母收入不高，一家六口的生活很拮據(jù)。“我們一家人每年夏天會去印度北部，那里是父母的老家，除此之外哪都不去。我母親總在路邊攤買衣服，商場什么的就別想了。他們也不鼓勵我和同學出去玩，覺得浪費錢。我讀大學二年級時，家里才有了第一部手機，我和雙胞胎姐妹共用，有時候家人們也會用。”

2013年，潘美麗來到天津師范大學學習中文，在校期間第一次吃上“過去覺得昂貴”的麥當勞。“現(xiàn)在我會和母親說，那時候你們經(jīng)濟條件不好，養(yǎng)這么多孩子，讓我們一起吃苦，值得嗎?”潘美麗說，她和上一輩人在觀念上有代際差異，“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吃苦。我一個人吃苦就夠了。”

潘美麗面臨的代際差異，一定程度上是“印度當代女性不斷增長的見識和父母保守的傳統(tǒng)觀念”間的矛盾。潘美麗的家庭來自婆羅門種姓，盡管種姓制度在1950年就被廢除，但傳承兩千年的等級制度在老一輩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

讓她苦惱的是，父母曾提醒她不要找其他種姓、非北部出身的男友，否則可能會和她斷絕關系。這一警告，讓潘美麗在國外留學時拒絕了很多男生的追求，而回到孟買后，不同種族、階層混雜的都市生活，使她更加無法理解父母的執(zhí)念。但無論如何，長年的防備與克制，讓潘美麗與結婚生子的想法漸行漸遠。

父親的大男子主義做派也讓潘美麗對婚姻心生恐懼：平日里家務事只有母親一人承擔;父親性格冷酷，脾氣不佳，家里出了事似乎全是妻子的錯;母親作為全職主婦，沒有經(jīng)濟來源，當父親失去收入，家里便捉襟見肘。

“最近我母親生病了，父親不得不在家做飯。母親竟然對我說，你看結婚還是好事，生病了有人幫你承擔家務。”潘美麗對此嗤之以鼻，“我和她說，你不生病的時候，就不希望有人來幫你嗎?”

此外，孟買的養(yǎng)娃成本也高到令人咋舌。不久前剛從新德里搬來的同事，為孟買的住房成本叫苦不迭。她的另一位同事剛把孩子送去國際幼兒園，一學期的學費約合1萬多元人民幣，即便這位同事的丈夫是程序員，夫妻倆每月收入超過2萬元人民幣，依然直呼“壓力太大”。“要知道，除了學費還有其他開銷。孩子在學校也會和同學做比較，別人有的東西自己不能沒有。”潘美麗感慨道。

如此一來，潘美麗的人生規(guī)劃更集中在自己的事業(yè)上。2023年9月，她將前往北京繼續(xù)攻讀漢語教育博士。談到長遠規(guī)劃——和母親口中“丈夫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相反——她希望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印度人口基金會執(zhí)行主任穆特雷賈笑言，相比其他避孕方式，讓女性接受教育，或許是最好的“避孕藥”，“教育能推遲女孩結婚的年齡，幫助女性擁有參與經(jīng)濟的技能和知識，印度也能從年輕人口中獲得紅利。當更多女性開拓職業(yè)道路后，印度的生育率還能進一步下降。”她認為，在印度龐大的年輕人口基數(shù)上，即使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兩個孩子，也會推動人口增長。

斯瓦露普認為，印度社會許多腐朽落后的觀念要通過未來一代又一代人改變。“未來生育應該由女性自主決定，不論生與不生、早育還是晚育。假如40歲的我被長輩勒令生孩子，還必須一直生，直到生出男孩，這種晚育有什么意義呢?”

三年前大女兒出生后，斯瓦露普和思想同樣進步的丈夫決定給她創(chuàng)造一個新姓氏。“這是因為，我們夫妻二人的姓氏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我們所屬的種姓和宗教，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未來還被這種可恥的、將人分化的標簽所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