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媒人在‘帶節奏’，說一些誘導我父母的話。”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在甘肅慶陽等地，因為說媒酬勞根據雙方最終的彩禮來算，職業媒人就在彩禮上動心思，煽動女方家庭哄抬價碼、從中抽成賺錢。在陜西的一些地區，彩禮還包括“離娘錢”“菜水錢”等各種名目的收費項目。

民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依法辦理結婚登記683.5萬對，比上年下降10.6%。結婚率為4.8‰，比上年下降0.6個千分點。造成結婚人數和結婚率雙雙下降有很多因素，其中的經濟因素不容忽視。一些地方盛行的高價彩禮，更是抬高了婚姻成本，限制了不少年輕人的結婚意愿。也因此，近年來“彩禮”問題頻上熱搜，持續引發相關討論。

此次報道也證實，這些高價彩禮并非單純的“民俗”。一些職業媒人為賺取“謝媒禮”，慫恿女方家長索要大額彩禮及服裝購置費、上車費、改口費等，從中抽成10%甚至更多。為了拿到更多抽成，職業媒人成了助推彩禮抬價的“主謀”。

如今，一些職業媒人還把說媒業務轉移到網絡上。他們不僅在短視頻平臺上發布待婚男女青年個人信息，還會在畫面里展示彩禮鈔票、陪嫁物品，以及“謝媒”業績。這些舉動，無疑進一步營造了高價彩禮的氛圍，助長了攀比彩禮的不正之風。

彩禮金額不斷“加碼”，表面上讓女方家庭受益，其實卻對保障女性權利有害無益。在一些男方家庭眼里，高價彩禮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消費”;而如果彩禮成為主導婚姻的籌碼，也會讓女性成為被“物化”的對象。

實際上，今天的不少年輕人也并不支持高價彩禮，而是務實地主張“零彩禮或象征性收一點”。這不僅因為他們更加看重感情在婚姻中的基礎因素，也是希望在平等的框架內建立夫妻關系。顯然，在職業媒人對高價彩禮的炒作裹挾之下，年輕人的婚姻自主權也受到了侵害。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各地也都落地了一些具體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治理高價彩禮，當然不是打壓傳統婚姻文化中的正常禮俗，而是涉及價值觀、婚戀、家庭、生育等整體社會考量。

要承認，在一些地方，“說媒”對于撮合適齡男女、推動婚姻的締結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現代媒人提供的是牽線搭橋的婚姻介紹服務，這種為了獲得更多“抽成”不惜為高價彩禮推波助瀾的做法，既背離了婚介服務的目的，也不利于家庭和睦、社會和諧。

盡管目前法律對婚姻介紹人的酬金費用并無明確限制，但職業媒人將其酬金與彩禮掛鉤，恐怕已經涉嫌違背提供服務的公平原則。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吳海鷹也在提案中建議，通過制定“媒婆公約”等，杜絕高額回扣。

為此，針對由民政部門審批登記、監督管理的婚介機構，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地出臺婚介服務規范及收費指導價;對那些無注冊、無登記的職業媒人，則要摸清從業人員數量等情況，及時納入規范管理中來。

此外，地方也有必要加大婚戀公共服務，創新利用志愿者等組織，為青年婚戀提供更多方便，擠壓職業媒人哄抬彩禮的空間，倒逼社會婚介提升其服務水平與質量。

說到底，作為提供婚姻信息服務的一方，職業媒人理應做健康婚俗習慣的倡導者、推動者，而不是以高價彩禮“綁架”婚姻雙方，把婚姻介紹視為“一錘子買賣”。本質而言，也只有提供更為良性的婚姻介紹服務，才能讓現代媒人獲得更廣闊的職業空間，受到社會的認可與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