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城市年輕“新女性”討論彩禮時，在討論什么?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為何城市的“新女性”仍然要彩禮，但其實內在邏輯就在這里：女性權益越得不到保障，彩禮的重要性就越高，因為拿到錢才是最實實在在的保障。很多女性在權利意識覺醒之后，反倒更深切意識到不能像上一代女性那樣恥于談錢，在這問題上輕易退讓，必須要盡可能地為自己爭取利益。然而這樣一來，彩禮實際上是把應該由全社會承擔的權益責任轉移成了家庭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自今年2月1日起施行。新規(guī)出臺之后，離婚、分手之后“彩禮退不退”有了依據(jù)，近來各地密集判決處理了幾起相關案件，明確裁判規(guī)則，也給當事人以行為指引。

新規(guī)明確，雙方已辦理結婚登記且共同生活，離婚時一方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時間較短且彩禮數(shù)額過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jù)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綜合考慮彩禮數(shù)額、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雙方過錯等事實，結合當?shù)亓曀祝_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同時，新規(guī)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確了幾類不屬于彩禮的財物，包括一方在節(jié)日或者生日等有特殊紀念意義時點給付的價值不大的禮物、禮金，一方為表達或者增進感情的日常消費性支出等。

這一新規(guī)所針對的主要是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彩禮認定范圍、彩禮返還原則、訴訟主體資格等重點難點問題，讓彩禮回歸“禮”的本質，但沒有也不可能為彩禮的金額做出什么具體的規(guī)范。至于彩禮的高低，這本應是雙方基于本地風俗習慣和各自意愿協(xié)商決定的。實際上，各地政府近幾年來一直試圖在彩禮問題上移風易俗，卻很明顯地收效甚微，這又是為什么?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明了這一點：“彩禮”乍看是一個長久以來的“傳統(tǒng)”，但無論是額度、內在含義和對婚約雙方的意義，早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種變遷的背后，整個社會的男女權益和婚戀觀念都已不一樣了。

從根源上說，彩禮原本是買賣婚姻的產(chǎn)物，是男方對女方家族失去一個成員的經(jīng)濟補償，但它又從來不僅僅只是一種“交易”，而是在“禮”的強烈文化象征意味之下進行的。到了現(xiàn)在這個時代，彩禮之所以引發(fā)爭議，往往也就是圍繞著這幾個點：很多人無法接受它所隱含的買賣婚姻這一原始意味，一些人則抱怨彩禮已經(jīng)不是“禮”，變成了讓人難以承受的財力比拼，另一些人則已經(jīng)在討論彩禮作為女性婚育補償?shù)恼斝浴?/p>

當然，無論那種形式的討論，大家的一個基本觀感都是，這些年來彩禮金額不斷水漲船高?對此，常見的看法之一是歸罪于年輕女性及其父母的貪婪，仿佛都是拜金主義所帶來的道德腐化，然而，這不能解釋為何商業(yè)文化更發(fā)達的江浙滬、珠三角一帶這類現(xiàn)象并不嚴重，如今彩禮出了名高的倒是在江西，農(nóng)村的高價彩禮問題也比城市更嚴重。事實是，婚約財產(chǎn)返還糾紛的案件，也呈現(xiàn)出“西多東少、北多南少”的明顯地域特點，其彩禮價值通常是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的3-10倍以上，而越是窮地方，這一比值越夸張。也就是說，彩禮成為一個嚴重“問題”的，恰是在欠發(fā)達地區(qū)。

收入越低的地方，彩禮價值反而越高，乍看起來很奇怪，其實卻合乎邏輯：經(jīng)濟上落后的地區(qū)，往往觀念也落后，保留著更強的重男輕女觀念，從出生時起性別比可能就已失衡，再加上近二三十年來大學擴招和打工經(jīng)濟的興起，當?shù)嘏宰プ∫磺袡C會盡可能地離開，最終積累下來，勢必最終造成當?shù)鼗閼偈袌龅墓┬鑷乐厥Ш狻?/p>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現(xiàn)代化的沖擊之下，那種重男輕女的傳統(tǒng)觀念，最終由底層男性承受了后果。“男強女弱”的婚配模式倒是仍在固守，以至于縣域體制內女性還是被視為“高不可攀”，但在另一面，許多急于結婚的男性已再三妥協(xié)——家世相貌都可以不講究，二婚的女性無所謂，差不多“只要是個女的就行”。

當?shù)讓幽行栽诨閼訇P系博弈中變得弱勢時，雄性的求偶競爭肯定會更為激烈。在大城市里，男女雙方在考慮締結婚姻時或許還會考慮到多重維度，尤其是浪漫愛情帶來的情緒價值，但越是在小地方，婚戀市場就越是簡單粗暴地明碼標價。在這種情況下，誰能給出更高彩禮，當然能在這一求偶游戲中得到稀缺女性的偏好。

農(nóng)村光棍找對象難，根本癥結也就在這里：在女少男多的客觀事實面前，主動選擇權就到了女方手中。農(nóng)村家庭只要有錢，娶一房媳婦也不難，但在很多地方，沒有在縣城100平米的一套房和金額不等的彩禮，結婚免談——全國4000萬光棍，直觀原因看起來是手里缺錢，實際當然是因為少出生了3000萬女孩。彩禮價值高企，只是這一供需失衡的結果體現(xiàn)。

社會學者李永萍在《流變的家庭：轉型期中國農(nóng)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一書中指出，“傳統(tǒng)婚姻習俗在當前只是保留了外殼，其內在含義已經(jīng)完全被剝離”，那種繁復的婚姻程序已不再是加強男女雙方家庭的相互了解，雖然名目仍在，“但其目的不再是增進男女雙方家庭的相互了解，而是成為女方家庭要價的借口”。

她發(fā)現(xiàn)，華北鄉(xiāng)村的高額彩禮加劇了階層競爭的壓力，“當本地婚姻成為一種優(yōu)先選擇之后，女性成為本地婚姻市場上的稀缺品，因而在婚姻市場上具有絕對的主導權，并具有要高價的能力和動力”。但這未必都是壞事：當年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都沒能從根本上轉變農(nóng)民的生育觀念，現(xiàn)在高額彩禮反而做到了，“隨著彩禮的上漲和男性婚姻成本的上升，農(nóng)民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兒子，尤其是兒子多的壓力。因此，當?shù)剞r(nóng)民的生育觀念開始發(fā)生變化，‘一兒一女’成為最理想的生育結果。”

這里面當然仍然有隱含的重男輕女思維，但客觀上也的確能弱化重男輕女傳統(tǒng)觀念。不過這仍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高價彩禮問題，因為除了性別失衡，這問題還有更復雜的成因。不少地方(尤其像華北農(nóng)村)，“不能讓兒子打光棍”是父母的執(zhí)著信念，畢竟這就意味著絕后，因而舉全家之力，砸鍋賣鐵也要讓兒子討到媳婦;而在華南農(nóng)村，這種代際支持有限，父代只消盡力即可。換作是在思想更開通的大城市，甚至無論子女結不結婚，現(xiàn)在的不少父母也都能接受了。想想就知道，如果“能結就結，不能結也無所謂”，那自然就缺乏意愿去為高價彩禮買單。

現(xiàn)在很多男性將高價彩禮歸罪于女方，但很多人沒注意到的一個關鍵變化是：早先那種買賣婚姻的彩禮，接受的一方不是出嫁的女性自己，而是其父母，那確實帶有“賣女兒”的色彩，然而現(xiàn)在，彩禮留給新娘的也大有人在。這就很難用“賣”來解釋了，因而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一種流行的解釋是：彩禮是對女性生育的補償。這個觀點對不對且不論，至少表明，社會的普遍看法不再認為這是補償給女方家庭的了，而是給她本人。

在國內，越是價值觀和社會形態(tài)偏向傳統(tǒng)色彩濃厚的地方，彩禮價值越是居高不下。除了重男輕女導致的性別失衡、傳宗接代觀念導致父代有強烈意愿投入，另一重原因是缺乏獨立的個人財產(chǎn)意識。也就是說，“我想結婚就自己去賺錢，父母的錢是他們自己的”這種意識，在子代身上很難看到，相反，正如社會學家閻云翔曾一針見血指出的，一些小夫妻實際上是把包括彩禮、婚房在內的結婚費用，當成了一種提前繼承父母財產(chǎn)的手段。

這可不止是年輕人心計多，而是有著更為深遠的社會背景。歷史學家岸本美緒在研究中國社會后認為，傳統(tǒng)中國家庭中，家產(chǎn)固然是由家長來決定的，然而從根本上說，這份家產(chǎn)被認為是從祖先到子孫的生命之流所共有的，家長也只是“暫時持有”。順著這個邏輯來說，當子女成家時，家產(chǎn)也就逐步讓渡給他們了。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地方的父輩心甘情愿、傾盡所有地為兒子能討上媳婦而出高額彩禮，而子女也理所當然地笑納。

從歷史上看，近代西歐社會差不多有近五分之一的男女都未能進入婚姻，且普遍晚婚(尤其是男性)，因為在這些注重個人主義的發(fā)達社會，每個人都得學會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尤其是長子之外無法繼承家產(chǎn)的兒子們，不得不外出闖蕩冒險，掙得能成家立業(yè)的資本。這就是為什么近代西歐的家庭，父親比母親年長十來歲是常有的事。

正因為個人財產(chǎn)意識不清晰，才造就了當下彩禮糾紛的癥結：彩禮常被誤認為是對小家庭的饋贈，然而按照現(xiàn)在的法律界定，它其實是給新娘個人的贈與，支配權屬于新娘本人。正因為一些男性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才愈發(fā)不愿意付出高額彩禮——換句話說，男性原本以為“這錢看上去給了她，但最終人是我的，錢也還是我的”，但事實上，最終如果分手，人不是你的，錢也不再是你的。

對女方來說，這個問題迥然不同：除了那些傳統(tǒng)觀念殘余較多的地區(qū)，越來越多的女性及其父母都默認，彩禮是給新娘本人的，他們之所以要彩禮，并不是“把女兒賣個好價錢”，而是堅信這體現(xiàn)了對女性的尊重。尤其是在大城市，我聽說過很多婚戀中的彩禮糾紛，女方根本不缺錢，甚至比男方有錢得多，父母也就一個掌上明珠，財產(chǎn)以后都是她的，他們要彩禮不是為了留給自己養(yǎng)老，而是認為這是男方的誠意：這時候都馬虎了事，那婚后還能相信你會善待妻子嗎?

在此，很關鍵的一點是：國內對女性權益的保障不完善，無論生育、教育、醫(yī)療，沒錢的話社會保障幾乎等于沒有，要想婚后生活有物質保障，那最現(xiàn)成的方式就是索要高價彩禮。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為何新女性仍然要彩禮，說白了其內在邏輯就在這里：女性權益越得不到保障，彩禮的重要性就越高，因為拿到錢才是最實實在在的保障。很多女性在權利意識覺醒之后，反倒更深切意識到不能像上一代女性那樣恥于談錢，在這問題上輕易退讓，必須要盡可能地為自己爭取利益，然而這樣一來，彩禮實際上是把應該由全社會承擔的權益責任轉移成了家庭矛盾。

了解了這些，我們就會意識到，高價彩禮是一系列盤根錯節(jié)的社會價值觀所導致的一個扭曲呈現(xiàn)，但無論如何，一廂情愿地只想要回歸“風俗淳厚”是沒辦法解決新問題的，社會已經(jīng)變了，我們只能往前走。高價彩禮無法靠行政指令的方式一下消失，但當全社會的性別歧視逐步消除、年輕人都能自主獨立，而越來越多人也能接受結婚只是人生的一種選項時，這個問題屆時自然就不再是什么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