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掏不起巨額醫藥費的外賣騎手中，向建軍算得上幸運，卻又不免尷尬。

冬夜，凌晨3點，向建軍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左腿骨折令這個42歲的男人疼痛纏身。他在黑暗中閉上眼，等著時間把腿治愈。

幾小時前，復旦大學東門外的國定路上，為避讓兩個逆行的行人，向建軍送外賣的電動車失控撞向護欄……

一直獨來獨往的外賣小哥被送進醫院。醫生要求立刻住院手術，向建軍拒絕了——1萬元押金讓他堅決選擇了回家。在微信上向朋友借錢打了塊固定的夾板，他回到了出租屋。

在疼痛中煎熬的時候，向建軍并不知道，復旦大學一名學生在社交媒體上替他發了求助帖;兩名學生去了兩趟交警部門，為他開具責任認定書。第3天，平臺同意為向建軍墊付手術費后，兩位志愿者打車到他的住處，要把他“拖進醫院”。

得知自己受傷的事情在社交平臺上被不斷轉發，向建軍驚恐不安：“我個人的這一點小事，還要驚動那么多人?”

他確實本可以不驚動這么多人。向建軍擁有兩份保險，一份是平臺每日強制扣除的騎手意外險，另一份是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的平臺企業試點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但兩者都因流程復雜，無法在當下申請到足以支持他入院的費用。

在眾多掏不起巨額醫藥費的外賣騎手中，向建軍算得上幸運，卻又不免尷尬。

不敢叫“120”的外賣騎手

現在回想，向建軍仍慶幸，11月12日那天出門前，他為御寒給自己綁上了簡易的護膝。

那晚，他一口氣搶到4個長距離配送單，每單均價是20多元。最長的一單是從他居住的靜安區附近到楊浦區的國和路，近10公里。

23點30分，距離最后一單的目的地還有不到兩公里，事故發生。

正在等紅燈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程栗(化名)聽到馬路對面“砰”地一聲，緊接著是一陣帶哭腔的呻吟。她馬上打開了隨身攜帶的錄音筆和相機。

回過神來，向建軍的左腿已沒了知覺，他只能倚靠著電瓶車，盤腿坐在地上。那一刻，他第一個念頭是：“馬上要超時的外賣怎么辦?”4個順路單，前3單都已經完成了，最后這單沒法退。

“外賣看得比人還重”，對向建軍來說不足為奇。他跑外賣兩年了，受傷是常事。幾個月前，也是在跑外賣的路上，掉落的樹枝把他的眼睛砸腫了，“還是照常送外賣，也沒擦藥什么的。”但向建軍感到，這次的傷非比尋常。

大腿漸漸出現了灼熱的疼痛感。他戰栗著撥通了平臺客服的電話，想要報告傷情，請系統取消訂單。電話那頭，客服語氣平靜地說：“系統沒有權限取消訂單。”情急之下，他提前點擊了“已送達”的按鈕，打電話給客戶解釋原因。

很快，校門口目睹事故的學生們圍了上來。向建軍記得，其中一個學生脫下厚外套，裹住自己僵直的腿，詢問他是否要叫救護車。

他幾乎是脫口而出：“不要打120，打110!”“120要錢。”

23點45分，交警來了，救護車也來了，向建軍躺上擔架，腿部的疼痛模糊了他的意識，他甚至報不出自己的身份證號。在場的大學生胡嘉(化名)執意提出陪他到醫院。

檢查結果顯示，向建軍“左股骨干錯位性骨折”，需要手術。而且他被告知，要想入院做手術就要先繳1萬元的押金。他拿不出這筆錢，于是寫下“拒絕住院，后果自負”，離開了醫院。

凌晨2點，向建軍拖著傷腿穿過舊小區昏暗的燈光，穿過客廳里其他租客的十幾張高低床，回到他只有五六平方米的住處。

這是一個用半個陽臺搭出來的扇形空間，直通廚房，小到幾乎被一個高低床完全占滿，租金每月1000元。向建軍在下鋪睡覺，他所有的家當收在一只行李箱里，擱在床下。

回出租屋的第一夜，他靠胡嘉給他買的一杯冰鎮檸檬茶緩解疼痛，拄著順手從床板上卸下來的一根木棒上廁所。他仍覺得折斷的股骨能自行愈合，能想到的最壞結局是“落下點殘疾”。

然而第二天，他的傷口腫得更厲害了。學生“恐嚇”他：“這樣下去，再也送不了外賣。”醫生的語音條躺在他的微信里，好幾條，都是建議他去做手術的。

但他不為所動，理由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我真的不想再為社會增加負擔了……”

向建軍出生在湖北一個普通農家，是家中獨子。他沒有伴侶，父母在幾年前因病先后離開，手機通訊錄里的聯絡人只有個位數。在上海，他身邊唯一說得上話的朋友還是十幾年前學理發時認識的。

2018年，向建軍借了貸款，在武漢火車站旁開了一家理發店。沒兩年，理發店因為經營慘淡而倒閉，負債十幾萬元的向建軍來到上海，在別人的理發店打工還債，兩年前又轉行做起了外賣。在遙遙無期的還債過程中，“失信人”的名聲是他的隱痛。

那個無比漫長的夜晚，向建軍坐在床上，傷腿鈍痛。他把戴了十幾年的平安扣墜子扯到一邊，喃喃自語，“它也保不了我平安啊……”

墊付手術費中的“拉鋸”

向建軍受傷后第三天，一群學生來到他的住處勸他接受治療，聲稱：“醫藥費已經有著落了。”

原來這幾天，目睹向建軍受傷的程栗在社交媒體上發了帖替他求助。為了解后續情況，她想方設法通過共同好友找到了胡嘉。那晚，胡嘉也發了一條朋友圈，他寫道：“人生第一次作為‘家屬’簽字是給陌生人。”

當晚，程栗帖子下的回復達到了上百條。好幾位留言者都有過幫扶騎手的坎坷經歷：車禍后，外賣騎手本可以得到賠付，但因為不了解相關的政策，錯過了申請的時限。

有人想到醫保和新農合，但向建軍此前從未繳納過醫保。

有人找到《上海市疾病應急救助制度實施細則》，但向建軍未達到“急重危”的標準，不在疾病應急救助基金所覆蓋的幫助范圍內。

有人替他聯系上了上海慈善總會，但他的房子是租住，沒有戶口，沒有一個街道和社區能夠為他提供救助資金用于治療……

在梳理信息的過程中，程栗驚訝地發現，向建軍站在各種幫扶條例的半徑之外，救助政策在他身上都失靈了。

現在，平臺為他提供的兩份送餐途中生效的保險，是他能夠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人社部門在外賣騎手、專車司機中陸續開始試點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以下簡稱“新職傷”)。

“我看到過新聞的，從今年3月份開始，上海所有平臺的騎手應該都上了這個保險的。”向建軍關注過這個消息，為這個消息切實欣喜過，覺得“自己起碼有了份保障”，但是具體的保險流程是怎樣的以及究竟自己有沒有“被保上”，他說不上來。

受傷之后，向建軍按照客服的提示在系統上點擊了保險賠付的申請，上傳材料之后足足3天，界面一直停留在“待審核”狀態。

根據一些網絡留言的志愿者的經驗和平臺客服的回復，以往準備“新職傷”的材料到拿到賠付金可能需要一個月以上。“這就是讓你自己先墊付，然后拿著醫藥費單子后報銷的流程，但是這個正規的流程中，并沒有考慮過，如果那個騎手兜里沒錢，拿不出那筆醫藥費該怎么辦?”向建軍事后回憶。

通過這則帖子，復旦大學社工專業的碩士生王嶺(化名)和國際政治學院的劉彥(化名)找到程栗，希望為向建軍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哲學學院也有一位本科生私信程栗，他提到自己處理過騎手受傷的相似事件，或許經驗可供參考。凌晨，他們在微信拉了個群。社會志愿者馬文龍和陳錚也參與進來。

向建軍還想著“再等等”，學生們卻替他著急，催他開通水滴籌，他依舊猶豫，“該不該麻煩更多人”。

11月15日晚，向建軍的籌款鏈接終于發出。“騎手”“送餐時跌倒”“放棄治療”，盡管向建軍的自述很樸素，但這些字眼牽動著點開鏈接的每一個人。僅僅用了3小時，“水滴籌”設置的5萬元就籌到了。也是在那一晚，平臺留意到了受傷的他，打來電話，表示可以為他墊付醫藥費。

有了“雙重保險”，學生們陪同向建軍再次到了醫院，但麻煩遠沒有結束。根據醫院的要求，入院費用無法通過公司賬戶轉入醫院，需要用私人賬戶轉賬。而“水滴籌”里的錢還沒來得及取出，外賣平臺派來的工作人員則表示“沒有用私人賬戶轉賬的慣例，需要向上級匯報”。

那天很漫長，向建軍在醫院的長椅上從中午坐到日落，輾轉在急診室和住院部，看著平臺的人來了又離開，安定下來的心又懸起來。天黑了，送他就醫的志愿者陳錚看不下去，咬牙用自己的賬戶為他墊付了5000元。到了晚上，向建軍終于住進了骨科病房。

在病房里，初來乍到的向建軍并不是一個受歡迎的患者。醫生把他骨頭錯位的大腿懸吊起來。在護士注射的時候，整層樓都聽到了向建軍的大喊。護工也說，他按鈴求助的次數比鄰床老先生都多。他解釋自己“藥一打心很燥，就是想發脾氣”。

醫院又發來催繳8萬元預交款的短信。“為什么要預繳那么多?我之前也有個朋友在差不多的部位骨折了，醫院讓預繳的費用只有小幾萬元。”一位有經驗的志愿者很警惕。

有一次聽到醫生的議論，志愿者們才明白：許多受傷的外賣小哥，和向建軍一樣，沒有積蓄，送到醫院后，沒有獲得社會保障的賠付，拖欠了醫療費用。

王嶺和劉彥跑了兩趟楊浦區交警支隊，給他開出交通責任認定書：兩位行人逆行，向建軍無責。監控錄像沒有拍到逆行人，但向建軍反復強調他不追責，“如果我想要讓行人承擔責任，但當事人又找不到，那我的保險賠付是不是又會變得更復雜?”他小心翼翼，生怕走錯一步。

住院第二天，外賣平臺工作人員又來探望向建軍了。他們帶來一份擬好的手寫協議，主要內容是，等向建軍先用完已有的籌款，平臺會再來支付余款。

他們站在向建軍的病床前解釋，這是出于“保護騎手的權益”：“我們和你，嚴格來說是沒有勞務關系的，墊付是出于關心騎手……”向建軍有些委屈。

不過，送外賣的他確實不屬于任何一個站點，他更習慣“單槍匹馬”作戰。他從沒加過騎手群，因為要下載額外的app，他舍不得多花這一小點流量錢。

在手術當天，幾方終于達成了共識：醫院降低預繳費標準，向建軍把手邊籌集來的善款都轉入醫院賬戶后，就立即手術;平臺雖沒有墊付向建軍的醫藥費，但承諾：“如果還有不夠的后續治療費，平臺會出面墊付。”

11月20日晚間，向建軍的手術在幾經坎坷后開始。醫生把幾根鋼釘敲進向建軍股骨的斷裂處。骨頭終于接上了。

“你們不要指責平臺”

手術很順利，向建軍給自己設定了一廂情愿的康復計劃：術后在醫院康復一個禮拜，回家后再養兩個禮拜，“21天以后，就能嘗試跑外賣了，輕輕地跑……”

他的最低要求，是在2024年農歷新年以前完全恢復。2023年春節，他沒有回湖北老家過年，留在上海繼續干活。初一到十五，平臺出獎金鼓勵他們不休假，他多掙了幾千元。

“可惜了，我是在跑外賣跑得最順的時候摔了，那時我接連5天，每天都會跑到300元以上。”說起受傷前一周的“戰果”，他難抑自豪。但現在，他躺在病床上，每隔1小時，他就會下意識摩挲下僵直的左腿。這是醫生的囑托，努力收放下術后左腿小腿和腳掌的肌肉，有助于康復。

“你們不要總指責平臺，他們也沒有犯錯，誰也沒規定他們必須為我墊付醫藥費，我身體好了肯定是要繼續送外賣的。”向建軍總是這么叮囑想要在各個渠道想要公開他故事的學生、記者。

從很多方面看，向建軍送外賣，既是為了生計，也關乎熱愛。他42歲的人生里就干過兩個職業：理發師、外賣員。用他的話說：“前者我不感冒，后者我多少有點天賦。”

向建軍十幾歲的時候，母親把他送到市中心的理發店當學徒，“學了10年還是個撇撇(不太合格)手藝”。創業失敗之后，他輾轉來到上海的理發店，但是，撞上疫情，理發店的顧客銳減。

向建軍眼看著還不上債，跟著別人涌入外賣行業。

最多的時候，向建軍一個月送外賣能掙1萬元出頭，都是他半夜跑配送，一單十元二十元掙來的。但是今年，向建軍覺得，也許是送外賣的騎手越來越多，外賣行業突然變“卷”了。平臺記錄顯示，10月份，他送外賣的總收入為7069.70元，他交房租、吃飯、還債之后，一分錢也沒剩下。

盡管如此，向建軍還是喜歡送外賣，這和“以送外賣為生的人是不一樣的”。他把平臺給他派發的長距離配送單視作他努力工作的犒勞，覺得平臺“多少是看重我的”。面對收入下降的事實，他說:“等我發掘一下自己的潛力，跑到1萬元以上應該是沒什么問題的。跑不到錢，是自己努力不夠，和平臺沒有關系。”

在程栗最初在小紅書上發布的那條為向建軍求助的帖子下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向建軍第一次注冊了賬號并寫下了他的評論“真的沒想到，自己骨折了，居然這么堅強，背影還很帥!”

在幾天的接觸中，學生們對向建軍的印象是健談、愛笑，但是受傷后卻幾乎沒有朋友來看他。他和王嶺聊到他新認識的女友。他說了自己的傷情，但女友卻說工作很忙，不能來照顧。王嶺笑了，說：“那這就是對她的考驗。”向建軍點頭說：“對，她沒有通過考驗!”

回憶起這次骨折，向建軍用得最多的句式是“多虧”：多虧有學生幫忙;多虧自己當時戴了個護膝……

這種自我開解的心態，一度讓幫他的志愿者費解：為什么一個人在工作時受傷了，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是不斷尋找自洽?

實際上，從進入社會就游走于基礎服務業的向建軍，很少有向社會保障體系求助的機會。在他工作過的地方，基本“五險一金”都是奢望。在上海的一家理發店工作時，老板曾提出由店里承擔大頭，給向建軍上社保，但向建軍不干。這樣，他每個月能省下兩三百元，能盡早還清銀行的債務。

讓人意外的是，當被問起受傷后最失望的時刻，向建軍沒有說籌集醫藥費的艱難，而是提到，平臺沒有把他摔倒后的超時訂單取消。“這是舉手之勞，如果不取消，我就會在系統里被降級、扣分……”

外賣平臺上顯示，受傷那天，他因為“超距離點送達”收到了平臺發出的兩份罰單，一份扣款10元，一份扣款11元，直到事發3天之后，平臺才取消了這兩筆罰單。

誰才應該是“第一順位”?

手術后，在醫院只住了3天，向建軍回家了。醫院賬戶里籌來的錢幾乎用光了。康復的費用沒了著落，平臺承諾的醫藥費還沒墊付進來。

向建軍選擇了妥協：“我回家自己也能康復。”

學生們專為他建的微信群，出院時，群里已經有19個志愿者了。

從發帖直到手術，學生們持續感受著這件事帶給他們的“震蕩”。程栗幾乎天天撲在這件事上，每隔2-3分鐘就會去翻看手機，一條接著一條地回復熱心人的關心和建議。這占據了她所有課余時間，她疲憊不堪，不知道何時能抽身。

手術后，為向建軍奔波了多天的學生們找到了社工專業的老師請教。在老師的指導下，他們寫下一份《騎手向建軍救助交接事項》，一是把他們幫助向建軍辦理的各項事宜梳理一遍，二也是和這次求助做一個正式的告別。但學生們也很明白，簽下這份協議并不意味著真正放下。

學生們的生活需要回到原有的軌道，但向建軍的求助仍時不時來叨擾。“過兩天換藥，能不能出幾個人?”“明天拆線，能來幫忙嗎?”漸漸，向建軍也從最開始的“不好意思開口”轉變成了那個常常向學生求助的人。“是不應該總打擾他們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該找誰……”

養傷的向建軍也很尷尬：他接受的大部分援助，都像是騎手的社會保障體系暫時失靈時的“偶然替代”。對一個拿不出醫藥費的騎手，真正符合流程的救助體系，似乎也沒有寫在紙上的流程可以參考。

他有很多具體的困惑：是不是可以同時申報意外險和“新職傷”?多久能拿到錢?這幾個月沒有收入怎么過下去?

“建議出一個‘外賣騎手出車禍了應該怎么辦'的幫扶手冊。”一位志愿者在程栗發的帖下方留言。

向建軍請朋友幫忙打印了一沓沓厚厚的資料，學習“如何一步步申請新職傷保險”。

保險的賠付流程依然“難搞”。向建軍也變得敏感——水滴籌的工作人員找他補充一些出院時的繳費憑證，他沒理解，以為水滴籌要把之前的捐款收回去，愁得睡不著。

“不想報銷款出任何差池，不想欠別人更多。”向建軍解釋。他在出院前湊了1000元先還給陳錚，想著“有一點還一點”。

好在，就在向建軍焦慮之際，平臺終派來了工作人員，和他講述了大概的保險申報流程。12月初，他成功提交了所有“新職傷”的材料。

漫長的又一輪等待開始了。身體里的鋼釘要長達一年的時間才能拆除。在家的這些日子，他甚至想過拄著拐杖送外賣，“就跑幾單，體驗生活的那種”，但很快又打消了念頭，他覺得自己還是應該謹慎些，“就像打游戲一樣，好不容易留點血，別一出去幾下子被人家秒殺了”。

出院不久，向建軍在網絡上看到了另一位北京騎手摔傷后醫藥費沒有著落的消息。他沒跟任何人說，悄悄捐了20元。

后來直到有人向他追問這件事，他才承認，“這沒啥值得說的，我走過他走的路，他的醫藥費還沒著落，比我更難……”